Page 185 - 《社会》2018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２

文化价值上的应然的区别，也就是说，伦理律令是无法推导出每个人生
活的文化 内 容 （ 犓狌犾狋狌狉犻狀犺犪犾狋犲 ）的 应 然 的 （韦 伯， ２０１３ ： １７９ ； 犠犔 ： １５４ ）。
因为这种区分，韦伯怀疑将文化科学的“意义”赋予种种伦理意义上的
“尊严”———也就是无条件的正当性（ 犌犲犾狋狌狀 犵 ）的做法，认为后者实际上
是将科学变成了教派的教义学。 ３５

文化意义的这种“非伦理”性，和每个人具有的这种良知的自由是
一体两面的事情。知识在根本上不能完全决定正当性，这意味着只有
行动才能创造意义。在背负文化价值的行动的争斗之中，而不是价值
和非价值的争斗中，文化理想才能最终实现。“那些最强烈感动我们的
最高的理想，永远都是在和其他理想的争斗中实现的，而这些理想对他
人而言，就 和 我 们 的 理 想 对 我 们 而 言 那 样，是 同 样 神 圣 的。”（韦 伯，
２０１３ ： １８０ ； 犠犔 ： １５４ ）在韦伯看来，文化价值恰恰因为不具备伦理律令的
合理性，才构成了驱动行动的重要知识动力（ 犈狉犽犲狀狀狋狀犻狊狋狉犻犲犫 ）（韦伯，
２０１３ ： ２０７ ； 犠犔 ： １８１ ）。 这 个 动 力 不 会 着 落 于 对 文 明 的 先 验 判 断 上
（ 狋狉犪狀狊狕犲狀犱犲狀狋犪犾犲犞狅狉犪狌狊狊犲狋狕狌狀 犵 ），也就是特定文化是不是有价值的判
断，而是着落于有着价值信念的行动者身上，也就是韦伯所说的“文化
的人”（ 犓狌犾狋狌狉犲犿犲狀狊犮犺犲狀 ）。文化价值的力量，乃至神圣性，体现在为它

而争斗的人身上，而不是文明比较的结果上（韦伯， ２０１３ ： ２０６ ； 犠犔 ： １８０
－１８１ ）。
我们是“文化人（ 犓狌犾狋狌狉犿犲狀狊犮犺犲狀 ）”，这意味着我们将带

着有意识地对世界采取立场（ 犛狋犲犾犾狌狀 犵 ）并赋予世界一个意义
的能力和意愿。不管这个意义是什么，它都会让我们在自己

的生 活 中 以 之 为 基 础，对 人 的 共 同 生 活 （ 犿犲狀狊犮犺犾犻犮犺犲狀
犣狌狊犪犿犿犲狀狊犲犻狀狊 ）的某些现象加以判断（ 犲狌狉狋犲犻犾犲狀 ），并对这些
我们作为有意义（ 犫犲犱犲狌狋狊犪犿 ）的现象采取（肯定或者否定）的
立场。不管这些立场是什么，这些现象对我们而言都是具有

３５． 这种价值的经验科学不能决定的正当性（ 犌犲犾狋狌狀 犵 ），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有着种种在韦伯
看来很诱人的假象：大部分社会政策难道不是从那些理所当然的目的出发的吗？它们岂不是
具有当然的正当性吗？而且，这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正当性同时意味着对冲突背后的规范意
义视而不见，因为在针对理所当然的价值进行的分歧和纷争，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技术性分歧，
或者是利益———特别是阶级利益———导致的冲突（韦伯， ２０１３ ： １７８－１７９ ； 犠犔 ： １５３ ）。韦伯强
调的是，个体的世界观主张和阶级利益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力（ 犠犪犺犾狏犲狉狑犪狀犱狋狊犮犺犪犳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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