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1 - 《社会》2018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２

化的共同体身上，也不应该以文明的传统来发动它的理性化。在韦伯
的科 学 学 说 里 面，对 习 俗 （ 犓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犲狀 ）的 规 范 意 义 （ 狀狅狉犿犪狋犻狏犲
犱犻 犵 狀犻狋狋 ）的不承认和最深入地理解习俗的观念（包括理解习俗所得以
产生的条件及它对习俗下的种种生活的影响）同时成为韦伯理解价值
的组成部分，前者恰恰是后者的前提。因而这种理解不是“宽恕”，而是
理解不同价值判断发生冲突以及最终不可和解的理由。 ４２ 这种理由不
会增加任何价值和解的可能，它们并不构成一个新的价值立场，更不是
一个可能具有伦理意义的律令（韦伯， ２０１３ ： ４９６ ； 犠犔 ： ５０１－５０２ ）。它是
一个经验意义上的“真”的知识（ 犠犪犺狉犺犲犻狋狊犲狉犽犲狀狀狋狀犻狊 ），这样的知识源自于
行动者鲜活的，并且也常常是相互排斥的评断性的立场，但却未必归于
身属冲突文明的人去看待冲突。韦伯笔下科学对价值的理解只应该通
向这样的知识。我们通过“科学”这种彻底的“吞食知识”的行为才能从
“价值之阐释”开始找到我们愿意承担的价值。价值的自由在韦伯那里
根本上是以“知识”来实现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诸种求善的前提是求真，
我们认识到它，也同时获得了不选择它的自由。
韦伯看得很清楚，观念类型对我们来说最真实的一面，在于它是通过
每个人的价值观被触动来重返经验，重返历史的。实在触及了每个人同情
的那种价值观，永远是每个人赋予自己的行动和所生活的世界以意义的动
力。但在科学中，这种“将经验实在关联到价值”的理论性的行为，一定会

突 破 这 种 关 联，不 再 是 一 种 观 念 类 型 的 概 念 建 构 （ 犻犱犲犪犾狋 狔狆 犻狊犮犺犲
犅犲 犵 狉犻 犳犳 狊犫犻犾犱狌狀 犵 ）（韦伯， ２０１３ ： ２２６ ； 犠犔 ： １９９ ），不是对自身的构造，而是一种在
经验实在之中寻找证据。韦伯非常犀利地指出，恰恰是被相对主义洗礼的
现代史学家（ 犱犲狉犿狅犱犲狉狀犲狉犲犾犪狋犻狏犻狊狋犻狊犮犺犲犻狀 犵 犲狊犮犺狌犾狋犲犎犻狊狋狅狉犻犽犲狉 ）对他研究的
时代“一方面想以这个时代 ‘自我理解’的方式来谈论它，另一方面又‘想要
（对之）下判断’”（韦伯， ２０１３ ： ２２６ ； 犠犔 ： １９９ ）。观念类型当中的这种张力一
旦消失，学者典型的问题是“一方面不能放手去判断，另一方面又极力想摆
脱下判断要负的责任”（韦伯， ２０１３ ： ２２７ ； 犠犔 ： ２００ ）。
韦伯似乎相信，理想不一定要通过将纯粹的人为概念构造踩在脚
下才能发挥它改变时代，改变人的心灵和情感的实践作用。恰恰相反，

４２． 韦伯的 原 话 是 说，“理 解 一 切 ”并 不 意 味 着 “宽 恕 一 切 ”（ 犇犲狀狀 狑犲犱犲狉犫犲犱犲狌狋犲狋 “ 犪犾犾犲狊
狏犲狉狊狋犲犺犲狀 ” 犪狌犮犺 “ 犪犾犾犲狊狏犲狉狕犲犻犺犲狀 ”）（韦伯， ２０１３ ： ４９７ ； 犠犔 ： ５０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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