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2 - 《社会》2018年第2期

国家政权建设与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变迁（ １９１１ — １９３５ ）

证，亦无四至界址。即于近年曾在各官厅承领有印照管业者，亦被举
报”。 ３５ 据沈成飞（ ２０１４ ： ９９ ）估算， １９２３ 年广州市政厅给大元帅府提供
的军费共计 ６００ 万元，约 ８０％ 来自投变官市产。可以说，“官产”、“市
产”、“民产”之间的界线已荡然无存。各大商会、街坊连续向政府致函、
请愿，要求严惩妄报。各大报纸舆论批评政府的言论也日益激烈。 ３６ 为
了平息民愤，政府与商人团体提出以“民产保证”来确认私人产权。“凡
已经领得民产保证之业，无论何项机关不得再行投变”。 ３７ 民众缴纳产
价的 ３％ 即可获得一张由政府颁发的“民产保证”契据。 ３８
从本质上来说，“市产”与“官产”的性质是相同的，都是城市的公有
土地。两者的区分实际上来源于省、市两级政府划分财政权限的需要。
市政府是一个诞生于省、县政府之间的“全新”的机构。同一区域内的
多重政府不得不划分出财政权限的范围。“市产”由此也成为广州市政
厅与省政府争夺市区财政税收的有力工具。而“市产”范围的扩大则是
“公有”与“私有”土地边界的进一步厘定。市政府试图通过“市产”从原
有城市土地中区分出更多可以控制的部分，但“市产”的过度扩张再次
混淆了“公有”与“私有”的界线，引发民众极大的抗议。“民产保证”的
出现是政府与民众在公私产权边界上的妥协。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
正是在多重权力持续博弈的背景下逐步被厘清。除了划分“公产”与
“私产”外，近代广州市政当局还直接干涉私有产权中的双重产权现象。

四、简化管理：铺底登记
“一田二主”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常见的经济现象。这一经济现象不
仅存在于乡村社会，亦存在于城市社会，其表现就是商铺的双重产权。
商铺的双重产权指业主的业权与铺客的铺底权。 ３９ 进入民国以后，新式

３５． 参见《举报市产之取缔》，载《广州民国日报》 １９２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第 ７ 版。
３６． 同上。
３７． 参见《大元帅指令第六三二号》，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 １９２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第 ３８
期第 ５４－５７ 页。
３８． 参见《大元帅指令第六五八号》，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 １９２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第 ３９
期第 ３８－４２ 页。
３９． 寺田浩明（ ２０１２ ： １－７１ ）指出，在当时的土地法秩序中，成为交易对象的并不是具有物理性
质的土地本身，而是作为经营和利益对象的抽象的土地，即“业”。在此基础上，可以把当时土
地交易的法秩序理解为，拥有一定收益方法的经营者对下一个经营者进行指定，并（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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