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9 - 《社会》2018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２

被流放。这些士大夫回到四川省后，偕同地方名宦士绅游历上川南各
处佛教寺院。比如，嘉靖五年（ １５２６ ），杨慎游览大邑县开化寺，“偕邛州
太守梦山张公纪、邑侯吴公兴、乡进士左公晋、王公葵，同游此地”，应寺
僧请求，写碑文一篇（杨慎， １９９２ ）。嘉靖十三年（ １５３４ ），余承勋邀请杨
慎一同游览青神县玉蟾寺（余承勋， １９９２ ）。在这批士大夫的带动下，读
书人进一步回答了佛教与儒家思想之关系，有力推动了佛教与儒家思
想的调和进程。
上川南儒家士大夫用“义”和“善”把佛教与儒家思想统一起来。嘉
靖七年（ １５２８ ），洪雅县人、任潼关副宪的杨仲琼写有一篇《安宁寺义僧
同食碑记》，把佛教寺院同居共食的生活方式与儒家提倡的家族同居共
财的生活方式等同起来，认为佛教僧人聚居于寺院的生活方式符合儒
家“义”的要求。据载，安宁寺在洪雅县城西面十里之地，创自洪武二十
四年（ １３９１ ），由僧人起义创建，最初有僧数十人。其后，僧人悟认有德
行，越来越多的人到安宁寺当僧人，人数多达一百余人。悟认立了一个
条约，有戒 语，规 定 “为 岁 计，每 僧 人 入 谷 十 斛，计 口 而 食”（杨 仲 琼，
１９９２ ）。这条规定要求每位僧人每年向寺院缴纳十斛谷子，由寺院统一
煮饭，按照人口分配而食，是同居共食的集体生活方式。悟认去世于弘
治十二年（ １４９９ ）。从洪武年间算起，这种同居共食的生活方式“相传逾
九世，迄今如一日也”。杨仲琼（ １９９２ ）感叹到，儒家历史上所称赞的刘
良、张艺、陈竞能够实现四世、九世或十世聚族而居，是因为亲骨肉关系
以及儒家思想所致。“今浮屠合异姓以为群聚，百人以同食”，他们不懂
儒家理义，却能做到“义”行，看来佛教是可以深入人心的，“其深入人，
有不能泯者”。至少，在明代士大夫眼里，佛教寺院的集体生活方式符
合儒家提倡的家族同居共爨集体生活方式，同属于“义”行。这样，儒家
士大夫就更能接受佛教和寺院了。
嘉靖初年，叶桂章（ １９９２ ）为荥经县云峰寺写了一篇《重建云峰寺碑
记》指出，“盖闻不生不灭，法界超于无声，若存若亡，神功妙于罔象。虽
以寂灭为宗，澜倒于形枯之列，实与儒绅同术，滥觞于性善之源。故善
学者得其旨归，皆名曰教，而忘返者，失之茫昧，莫闯其门”。叶桂章认
为，佛教和儒家的立足点都是从“性善”出发，两者是可以统一的，是“同
术”的。
从佛教寺院生活与儒家士大夫生活方式的关系来看，早在嘉靖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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