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5 - 《社会》2018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２

觉庵后的圆盖亭内看到两本乌思藏文字书写的“番经”，一部为金汁书
写，一部为银汁书写。同样，袁子让在雅州游览“番寺”时，“见喇嘛所诵
皆是经也”（袁子让， １９９２ ）。
上川南地区藏传佛教的发展是在西番朝贡贸易的背景下展开的。
不仅如此，整个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都应考虑西番朝贡贸易的
历史背景。例如，《明史》记载，弘治八年（ １４９５ ），乌思藏阐化王遣僧来
贡，贡使走到扬州广陵驿遇到回程的大乘法王贡使，双方贡使在广陵驿
杀牲纵酒，三日不去，阻碍漕运正常通行，扬州知府前去劝说，乌思藏贡
使恃众持兵格斗，杀伤多人，扬州知府吓得逃之夭夭。又如，正德十年
（ １５１５ ），乌思藏大宝法王遣使来贡，正德皇帝派中官刘允随贡使去西藏
迎请活佛。刘允奏请盐引数万张，动拨马船上百艘，随从上千人，从北
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临清，然后溯长江而上，过夔州府三峡用小船前
进，沿江相连二百余里，溯岷江到成都居住一年，再转走陆路经雅州、天
全土司辖境入藏（张廷玉， １９７４ ： ８５７３－８５７４ 、 ８５８１ ）。以上两例所涉及
的路线，正是明代西番朝贡贸易贡使僧人途经上川南地区至北京的“长
江—大运河”朝贡贸易路线。

二、佛教的社会接触与地方适应

佛教要在西南地区传播，必然会处理它与国家政权、地方士绅、乡
民的关系，其实质是调适佛教与儒家的关系。前辈学者在述及明代佛
教的社会接触时，往往都要谈到明太祖与佛教的关系，从朱元璋的传奇
人生经历论及他对佛教的情感、支持和运用（郭鹏， １９８２ ： １１ ；陈玉女，
２０１１ ： １－２７ ）。的确，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就调和过佛教与儒家的关
系（朱元璋， １９８３ ），他在《三教论》里指出，佛道两教可以“暗助王纲，益
世无穷”，儒释道三教“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故对一般
“愚人”而言，“三教有不可缺者”（朱元璋， １９８３ ）。很明显，朱元璋从治
理国家的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认为佛教与儒家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在识
字率低下的芸芸“愚民”那里，佛教的社会教化效果往往比儒家要好。
朱元璋调和三教的想法在上川南地区深得人心。永乐八年（ １４１０ ），雅
州水东乡白马泉寺的重建碑文指出：
三教家风，本为一气。儒夫子删诗书礼乐，君臣父子长幼
有序；道教老君长生不灭，乃是修真养性也；释迦教主乃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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