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0 - 《社会》2018年第1期

“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

县里当秘书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是“下调干部”。虽与“下派干部”
仅一字之差，性质却全然不同。下调干部除了要将其人事关系转下来，
安排的是负重责的工作岗位之外，他们与下派干部的一个重要差别在
于前者被重新调回去是没有明确时间表的，全由他们在当地的政绩、机
会以及和上层的关系而定。尽管下调干部在实际生活中几乎或迟或早
地要回到上级单位去，但在理论上也有永久留在当地任职的可能性（一
位下调干部开玩笑地对我说过：“你们被判的是有期徒刑，我们被判的
是无期徒刑”）。由于下调干部的切身利益与当地捆得很紧，所以他们
很忌讳说自己是外地人。而当地干部虽明白下调干部的利益并不完全
在这里，却又绝不敢公开地把他们当成外地人看待。由此可见，干部身
份的内外之分是非常微妙的。笔者与县里许多本地干部之所以能很快
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也与这种微妙的处境有关。如果笔者是本地干
部或下调干部，他们就不会这样不设访。但如果笔者只是一个外来的
学者，他们也没必要在酒酣耳热之际道出许多内幕和潜规则。
而就与民众的关系来说，笔者在乡下时总让老乡们叫自己“应老
师”，但他们对笔者的态度肯定不同于对一个与他们实际生活无关的社
会调查者的态度———他们在心中总还是惦记着笔者在本地的官职，总
希望笔者的职位能对他们的实际生活发生一些影响。而笔者家在重
庆，在语言上与他们相通又进一步掩盖了笔者的外来人身份，拉近了和
他们的关 系。笔 者 对 当 地 民 众 来 说 也 是 居 于 内 外 之 间 的 人 （应 星，
２００１ ： ３４４－３４５ ）。
正是这种特殊身份，使笔者无论是在如履薄冰的官场，还是在嫉恶
如仇的乡间，都比较容易获得当地人的信任和认同。笔者在整个过程
中虽有正式的身份，但采取的是所谓“观察者即参与者”的方法，即观察
者的角色是公开的，在田野中是以熟练的观察者身份出现，并由此参与
被观察者的工作，并不做超出观察者身份的事情（沃尔科特， ２００９ ： ６ ）。
笔者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但并不把这种判断和倾向加在
研究对象身上，而是努力突破“刁民与贪官”的道德对立，设身处地去理
解对立双方在社会结构面前的无奈和“狡诈”（应星， ２０１６ ： ６２ ）。总的说
来，尽管笔者的家乡身份的确有助于田野工作的展开，但如果没有上述
两个因素的复杂作用，家乡本身并不足以支撑起《大河》故事里的张力，
也不足以洞察许许多多微妙的关系和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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