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5 - 《社会》2018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１

需要补充的是，无论最后在写作中主要采用哪一种方式，在田野调查阶
段都切忌用从西方援引过来或自行发明的概念统领田野观察，而是应
该充分发掘和品味生活中已有的概念，无论这些概念是来自政府的文
件术语还是官员的口头禅，也无论这些概念是来自民间谚语还是上访
材料。米尔斯（ ２０１７ ： ６９－１０５ ）批评所谓的“抽象经验主义”时，虽然当
时主要针对的是拉扎斯菲尔德式的量化研究，但这种批评同样可以指
向质性研究。如果说缺乏理论素养进入田野是笔者所谓的“朴素经验
主义”（应星， ２００５ ： ２１９ ）的体现，那么，带着移植过来或自行杜撰的概念
去田野中径直寻找证明就是“抽象经验主义”的症候。
在田野的那一年里，笔者几乎完全忘记了理论，忘记了福柯。从每
天早上走出宿舍起，笔者都在全力以赴地听、看、搜：听各色人等在各种
场合的言说；看各式身体语言、各种排名排座和各类汇报材料；在打字
室的垃圾桶里搜集被废弃的文件草稿，在乡镇蜘蛛网密布的文件柜里
搜罗各种旧档。每当晚上吃完饭回到宿舍，笔者就摊开日记本将白天
经历的一切有点意思或有点蹊跷的文与事、人与景详加记录。虽然当
时并不清楚自己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虽然这一年七八十万字的田
野日记从不曾出版，但如果没有这样全身心、全方位的去体察和记录田
野，就不会有《大河》这本书。怀特（ １９９４ ： ４１１ ）说他研究街角社会时是
在实地呆了 １８ 个月以后才知道自己的研究方向。他这里所说的研究
方向包括笔者前面说的研究对象与中层理论。进入了基本的问题域，
重要的不是急于寻找中层理论和确定研究对象，而是最充分地进入田
野，哪怕“已经陷进去了，然而却还未能了解其中的意义”（怀特， １９９４ ：
４１１ ）。

三、在微观与宏观之间：田野工作的复杂性

几乎所有的社会学个案研究解释的旨趣都不在个案本身，而在于
个案之外的宏观世界。因此，它们都面临一个看似经典的拷问：研究的
代表性何在？面对“不具代表性”的批评和指责，个案研究凭什么力量
与定量研究并驾齐驱？有不少人试图用质性研究的“典型性”来区别定
量研究的“代表性”，但这种区别仍是含混不清和似是而非的（卢晖临、
李雪， ２００７ ： １２４－１２７ ）。
费孝通在 １９３９ 年用英文出版他的成名作《江村经济》时，书的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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