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6 - 《社会》2018年第1期

“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

原名是 犘犲犪狊犪狀狋犔犻 犳 犲犻狀犆犺犻狀犪 （《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个小小的江
村为何竟可以成为中国农村的代表或典型？英国人类学家利奇 １９８２
年对费孝通《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
东台头》、许?光的《在祖荫下》这几部著名的中国村庄民族志的典型性
和普遍性提出强烈的质疑。尽管他认为费孝通的书比那三本书要成功
得多，但他仍然认为“这种研究并不或不应当自称是任何个别事物的典
型。这样做的兴趣是在它的本身”（ 犔犲犪犮犺 ， １９８２ ： １２６－１２７ ）。利奇的质
疑一直萦绕在晚年的费孝通心头。他在有生之年对这种质疑先后作了
三次回应。第一次是 １９９０ 年在《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中，
他先辩称 犘犲犪狊犪狀狋犔犻 犳 犲犻狀犆犺犻狀犪 只是出版社给他加的书名，他并不把
江村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不过，他承认自己“有了解中国全部农民生
活，甚至整个中国人民生活的雄心。调查江村这个小村子只是我整个
旅程的开端”，“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费
孝通， １９９９犪 ： ４５－４６ ）。也就是说，他是把“个案研究—类型拓展”的整
体作为质性研究的典型性表现。第二次是 １９９６ 年在《重读江村经济·
序言》中，他强调“在人文世界中所说的‘整体’并不是数学上一个一个
加起来的‘总数’”，“在人文世界里不必去应用‘典型’这个概念，道理是
在人文世界有它的特点”（费孝通， １９９９犫 ： ２６－２８ ）。显然，此时他已经
明确放弃“典型性”的说法了。第三次是 ２００３ 年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
传统界限》中，他认为“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 文’双重性格的 学
科”，社会学研究有许多“只能意会”的东西是“文化中最常规、最平常、
最平淡无奇的部分，但这正是这个地方文化中最基本、最一致、最深刻、
最核心的部分”，因此可以把社会学的研究视界扩展到“将心比心”式的
心态研究（费孝通， ２００４ ： １５８－１６９ ）。费孝通的这三次反思已经从方法
论的层次上升到文化自觉的层次，构成了他晚年思想的重要转向（周飞
舟， ２０１７ ： １７１－１７２ ）。囿于主题的限制，本文仍在费孝通对方法论的反
思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展开讨论。笔者完全认同费孝通后
来对“典型性”这个概念的放弃，至于用什么概念来取代，则可能需要进
一步的辨析。笔者权且用“复杂性”这个概念来替换，以与定量研究的
“代表性”并称。本文在前一部分实际上已经讨论到了田野工作复杂性
的一个基本特征：以经典理论的问题为先导。这是微观研究得以展现
宏观视野的基础，也是布洛维（ ２００７ ： ７９－８０ ）所谓“拓展个案法”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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