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8 - 《社会》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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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
野里去取得新经验的问题”(费孝通, 1999犫 : 31-32 )。笔者可以再举一
个例子。林耀华 1944 年出版的名作《金翼》的确完全是对他福建古田
县家乡及他自己家庭的真实写照。然而,要深刻理解金翼之家的故事,
却必须要先读林耀华 1935 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而
这个研究的田野点则是在福州南郊,是通过他在燕京大学的一个同学
的关系进入的(庄孔韶, 2000 : 264 )。笔者想借此说明的是,家乡本身并
不具有田野选点的自然正当性。许多时候对家乡的过于熟悉,与家乡
各种关系过深的纠缠,完全有可能出现利奇( 犔犲犪犮犺 , 1982 : 127 )所警告
过的情况:“眼光看来已被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经验所产生的偏见所歪曲
了”。当然,也不是说家乡一定不能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重要的并不
是家乡还是非家乡的选择问题,而是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对田野选点
有没有清醒的内省。关系的熟悉和进入的方便绝不能成为田野选点的
决定性条件。
《 大河》的田野地点与《江村经济》的情况有些相似之处:《大河》主
要发生在重庆市平县山阳乡, 4 而笔者出生在重庆市区,两地民众口音
相近,民情相通。与平县结缘,一开始纯系偶然:笔者是作为中国社会
科学院“博士生服务团”的成员,被重庆市派到平县担任挂职锻炼的副
县长。后来将平县确定为田野工作点,并不主要是因为这里属于笔者
广义上的家乡,而是基于以下两个因素的考虑:
1. 三级空间的游移
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海内外人类学界对中国社会的田野研究
大多以村庄为单位。施坚雅受弗里德曼“汉学人类学”的影响,将乡土
中国的研究扩大到以集镇为单位。但在中国研究中,“村庄”与超村庄
的“社会”如何发生关联,始终是一个问题。虽然地方在中国社会秩序
形成过 程中 具 有 特 殊 的 重 要性(王铭 铭, 1997 : 102-120 , 2003 : 90-
91 ),但中国地方行政空间最重要和最稳定的单位———县———却很少成
为田野工作的对象。由于在空间上很难同时进入不同的地方层次,因
此,民族志呈现的常常是一幅“没有国家的社会”图景。
笔者在县里有比较重要的正式身份,而时间上又机动自主,因此可
4. 县、乡、村名均系笔者取的学名。书中虽然没明确提重庆市,但因为三峡移民只出自重庆
市和湖北省,而从书里的各种信息(包括作者信息)很容易判断故事发生在重庆,因此本文将
省级地名予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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