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7 - 《社会》2018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１

提。除此之外，田 野 工 作 的 复 杂 性 还 表 现 在 诸 多 方 面，以 下 择 要 分
述之。
（一）田野选点：“家乡社会学”的内省
除了微观研究的普遍性外，利奇（ 犔犲犪犮犺 ， １９８２ ： １２６－１２７ ）对费孝通
还提出另一个质疑：“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
否可取？ ”这个问题也是同时提给他与费孝通共同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
的。因为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多探究的是“远方文化的谜”，是在西方文
化的“异文化”中展开田野工作的。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的出版在马
林诺夫斯基（ １９８６ ： １ ， ３ ）看来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
一个里程碑”，因为“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
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
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江村经济》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
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结果”，是“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
结果”。在今天看来，人类学跨越文野之别，以本土文化为研究对象已
经成为一个大势所趋，利奇的质疑显得过于保守了（马尔库斯、费彻尔，
１９９８ ；克利福德、马库斯， ２００６ ）。不过，他和费孝通的分歧并没有想象
得那么大：“尽管我对直接对本人自己的社会做人类学的研究采取消极
的态度，我依然主张所有人类学者最重要的见识总是植根于自我的内
省。”而费孝通（ １９９９犫 ： ２９ ）对利奇关于人类学者的见识根源在于自我内
省这一点也深表赞同。笔者之所以在这里要重提利奇的这个质疑，是
因为它在另一种意义上对中国学界仍有重要的启发。这种意义不是从
以民族、文明或国家为单位的“本土文化”来说的，而是从以乡村、城市、
工厂或社区为单位的家乡来说的。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中流行
一种笔者所谓的“家乡社会学”，似乎家乡毫无疑问地可以成为社会学
和人类学研究的灵感源泉，似乎把家乡作为田野工作地点具有自然的
正当性，而无需利奇的质疑和费孝通的答辩中所共同强调的“自我的内
省”。费孝通反省他一生三次田野选点：江村是离他出生地十多公里、
同属一县的地方；禄村是他一个大学同学的家乡，那个同学与禄村的关
系接近他家乡与江村的关系；瑶山则是与他家乡相隔甚远，也是进入更
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对费孝通来说，无论是介于家乡与非家乡之间
的江村，还是异文化的瑶山，最重要的都是具有内省精神：“这里只有田
野作业者怎样充分利用自己的或别人的经验作为参考体系，在新的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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