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9 - 《社会》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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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由地在县、乡、村三级空间游移。从 1997 年 7 月中旬到 11 月下
旬,笔者兼任平县新县城的管委会副主任,在四个多月里,穿梭在即将
实行搬迁的旧县城与正在建设中的新县城之间,出席会议、阅读文件、
研究县志、查阅档案、参加宴请、陪同考察、现场办公、结交朋友,这林林
总总的活动使笔者对县级权力的运转在面上有了基本的认识。从 11
月下旬到 12 月上旬,笔者以专题调研的方式移住山阳乡招待所,参与
乡党委和政府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了解乡级政权的决策过程。从 12 月
上旬到下旬,笔者又以来自北京的社会调研者身份移住山阳乡柳坪村
党支部书记家中,了解村庄权力的日常运行。在完成了对这三级权力
空间的分别考察后,从 1998 年 1 月到 6 月中旬结束挂职锻炼为止,笔
者围绕三峡移民、大河移民以及柳坪村 50 年政治史这三个主题,在县、
乡、村三级空间中不断往返。虽然在《大河》的写作中并没有太多提及
这些层面的现实政治,但这种参与观察无疑使笔者对国家不同层级的
权力运作的微妙之处有了很深的体验,从而使《大河》能够突破村庄民
族志的限制,将村庄政治与国家政治及地方政治紧紧地勾连在一起。
2. 内外之间的转换
一般学者所作的田野工作如果涉及官民关系的某种对立,最困难
的就是能够同时获得对立双方的认同和信任。官方认同讲正式身份,
民众认同重乡土背景,笔者恰好两者都具备,从而使自己能够在某种程
度上超越两者的对立。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些更复杂的情况值得进一
步分析。
官方身份使笔者“自然地”置身于政府内部,但对当地干部来说,笔
者既不完全是个陌生人和外来人,因为有在平县的正式职务,但又不完
全是自家人,因为只是个挂职干部,是个一年后就要与他们脱离关系的
外来人,与县里没有什么利益纠葛。笔者与平县的关系是正式的、制度
化了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又有十分明确的时间界定。这样一来,笔者就
跨越了生与熟、内与外的界限,或者可以说笔者是个暂时的熟人或临时
的自家人,因此,也就容易获得当地干部的接受。这种身份的模糊情况
与另一类人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家开始
推行干部提拔需经基层锻炼的制度以及主要领导干部的任职回避制
度,平县的县委书记与县长,山阳乡的党委书记和乡长,都是从上面派
下来的。开始我以为他们也该与笔者一样叫“下派干部”。但后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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