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 - 《社会》2018年第1期

“田野”经验中的日常生活逻辑

连经验与理论的中间机制。下面再举几例以增进对这个问题的了解。
中间机制 １ ：法理和情理双重逻辑
我从正式制度里包含非正式要素，正式制度寄生于非正式制度过
程（斯科特， ２００４ ： ７ ）的角度来理解问题。即便说到日常生活逻辑，也不
能仅在非正式制度层面给予考虑，而是看成是正式与非正式两种逻辑
相互作用的结果，比如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作或非正式制度的正式运
作。在这个视角下，代表正式制度的法理逻辑与代表非正式制度的情
理逻辑，有可能互融为一体。
这种情形，在乡村社区多有发生。一方面，即便一项“善意”的政策，若
想进入村庄并得到落实，也需要以村落社会既有的伦理价值和社会生活逻
辑为前提和辅助条件。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是具有社区情理合
法性的处置方式，也常常借助于正式制度的合法性机制来发挥作用。
让我们用一个案例来详细说明问题。这个案例涉及土地产权“共
有人”即成员权认定的双重逻辑。近年来许多地区实行“土地承包经营
权确权登记颁证”，如何确定农户土地产权“共有人”即成员权，仍然是
其中最为复杂的议题。在我们的案例地区，许多村庄为此大费周折。
在政府部门制定具体细则时，也无法遵循地区统一政策，在另行补充规
定中，仅“共有人确定基本原则”就补充有数十条之多，均涉及婚姻及户
籍人口流动状况。
这些条例，让初涉该项田野工作的人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仔细
梳理之下，至少可以发现有两条线索：其一，法理（制度和政策）的原则。
规定只有那些“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者，才可登记为“共有
人”；政策的底线即是“分田人头”的“承包合同”，人口流动的依据是户
籍制度。其二，家庭和社区的自认定原则。即便是“续包土地”户中的
人口，即“参加 １９９８ 年续包并拥有承包土地的”，如发生变化，“是否列
为家庭共有人填入经营权证书和登记簿中，由承包户家庭决定”，即是
说“共有人”资格要由“承包合同”和家庭户意见双向决定。
在笔者访问的几个村庄中，家庭户和集体组织都不得不采用社区
伦理的和习俗的原则，才能最终处理好“成员权”这样复杂的问题。显
然，确定村集体成员资格的依据，来自法理和情理两个方面。前者包括
“三级所有”的集体制、运动式确权机制等，后者包括社区情理（杨善华、
吴愈晓， ２００３ ；周雪光， ２００３ ）和习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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