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 - 《社会》2018年第1期

“田野”经验中的日常生活逻辑

不能反映超级村庄的再组织化的特征和合作水平。因此，对超级村庄
的分类需要加入新的反映社区差异的指标。
我们增加了另外两个分类标准，一个是表示社区内部组织水平和合作
方式的指标，主要分为“集体制”式合作、“股份制”式合作和“村政”与“民企”
合作三种类型。这个指标不仅反映集体化水平的高低，而且主要反映合作
水平和合作方式方面的差异。这个指标与反映地区发展模式的分类指标
略有重合，比如“集体制”式合作方式多发生在苏南模式中，“股份制”式合
作方式多发生在珠江模式中，而“村政”与“民企”的合作则主要发生在晋江
模式中。这样分类之后，我们在“高工业化低集体化”地区，同样找到了村
中虽然没有集体经济，但村财政实力雄厚，村政组织与民营企业合作紧密，
村社区的社会事业发达，同样发展成为超级村庄的例子。
另一个分类指标是表示村庄外部工业化条件和背景的指标，主要
分为大城市工业背景、外向型工业背景和无工业背景三种类型。这个
分类的考虑，不仅要反映超级村庄散布的特征，还要反映工业外力导入
的可能和程度与村庄内在组织化程度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个指标也与
反映地区发展模式的分类指标有一定的重合性，比如大城市工业背景
多发生在苏南模式地区，外向型工业背景多发生在珠江模式地区，而无
大工业背景则发生在晋江等模式地区。
经过上述两个分类指标的交互与筛选，我们最终选定用“集体制”合
作体系、“股份制”合作体系和“村政”与“民企”合作体系，作为对超级村庄
进行分类的基本指标。分别选出具有这三种合作特征的三个村庄，作为
比较研究的案例村，深入地讨论了村庄实践中的各类问题，从中进一步
发现了村庄工业化过程中“新的经济力量与传统力量之间互动融合”的
种种新的日常工业生活的逻辑（折晓叶， １９９７ ；折晓叶、陈婴婴， ２０００ ）。
除去对超级村庄本身进行分类外，我们还在每个案例周边选择了一
两个非超级的村庄进行观察比较，用以辨别为什么在相同的外部条件下
有的成为了超级村庄，而有的并未出现这样的特征，从而对于变迁发生
的限制性条件进行说明。在时隔十年之后，我带着比较研究的视角，又
一次回到最初研究的单个案例村，再度对它进行了追踪调研，对于发展
条件变化之后的村庄合作制问题进行了研究（折晓叶， ２００８ ）。
从单个案例到比较研究，最为困难的，是怎样确定可比性。如果把
没有可比性的两个案例放在一起，就好比“鸡同鸭讲”，南腔北调，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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