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9 - 《社会》2018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１

世纪的混乱归结为世俗政府缺乏对基督教的控制，他发现当基督教发展
成为独立的组织时，教士为了自身的利益，大兴迫害之风，由此便“成为
每个政府中产生不共戴天的派系的根源”（休谟， １９９３ ： ４４ ）。休谟尤其肯
定亨利八世脱离罗马天主教，建立国教的政策，认为这种政策“承认国王
的至高权力，将精神权力归并于世俗权力，从而简化了政府结构，防止了
教俗管理权的边界之争。二者的边界从来没有在相互竞争的司法系统
划定过”（ 犎狌犿犲 ， １９８３犮 ： ２０６ ）。在“论理想共和国”一文当中，休谟勾画出
了理想的宗教建制形式，赋予政府对公共宗教机构的权威，“治安官任命
各教区的教区长和牧师，建立长老会式管理机构。教会最高法庭为郡宗
教会议，由该郡全体长老组成，治安官可以提审该庭的任何案件做出判
决。治安官可以审讯、免除或开除任何长老”（休谟， １９９３ ： １６６ ）。另一方
面，休谟认为，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削弱宗教牧师的社会影响力。如果政
府完全放任宗教，宗教机构及其牧师就会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和野心，
以各种卑鄙的方式煽动信徒加入组织，扩大自身的势力，从而威胁社会
的稳定。因此，“每一位明智的立法者都会努力致力于防范教士这种基
于利益的勤勉，原因在于，除了真正的宗教，它在每一种宗教中都是十分
有害的”（ 犎狌犿犲 ， １９８３犮 ： １３５ ）。政府应当为牧师提供适当的薪水，使得他
们依赖于政府而生，减少他们为了获得收入而采取侵犯信徒利益行动的
动机。第三，休谟也不反对在公共秩序受到威胁的极端时刻采取暴力压
迫手段。宗教宽容虽然是医治宗教派系狂热的根本药方，但却需要长期
的努力。面对极端宗教派系，政府的宽容政策可能会促进宗教派系本身
的不宽容，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镇压。
休谟是如何协调宗教宽容和宗教的公共建制两种看似矛盾的主张
的？在当代意义上，宗教宽容往往是与政教分离联系在一起的，即划分
出国家与宗教之间的界限，政府不得干预宗教事实，实行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宗教的公共建制则反对政教分离，强调国家对于宗教事务需要
进行一定的控制。休谟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其实具有统一的内在逻辑。
休谟对于宗教实际上区分出了两个不同的研究主题，一个方面是关于
宗教的义理问题，即上帝是否存在以及信徒应当采取怎样的道德规范；
另一个是宗教的社会学后果，即宗教对于人类的理性、道德和政治生活
具有怎样的影响。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休谟的宗教治理思想主要是从
后一个视角出发，致力于减弱和消除宗教派系对人类理性、道德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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