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2 - 《社会》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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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及其治理：休谟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视角
１７－２１ ）认为，霍布斯虽然提出了现代政治理论的“人为”逻辑，但是霍布
斯未能认识到商业作为一种“社会性”机制在促进人们社会联合中的重
要作用。其实洪特的评论同样适用于马基亚维利。休谟（ １９９３ ： ５４ ）认为，
马基亚维利基于历史经验的限制，没能懂得商业的意义。古典共和国的
公民美德是以公民对奴隶的压迫为基础的，并不具有正义性。在古代的
共和政体之下，派系的斗争是十分残酷的，“可是我还是要说，罗马联邦
晚期制定的法律实在过于荒唐，迫使各派领袖人物不得不采取极端手
段。由于废止了一切死刑，一个公民无论罪恶有多大，甚或无论他是一
个多么危险的人物，按照规定至多只能判处流放；在激烈的两派变法斗
争中，就必然发生拔剑相向，私人报复的时间；法制一旦受到破坏，要想
对这些血腥行为加以限制约束就不那么容易了”（休谟， １９８４ ： １２３ ）。商业
的发展不仅诱使贵族追求奢侈的享受，放弃权力，使农奴的人身自由得
到解放，而且也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增进相互同情，化解相互之
间的敌意，追求合作的长远利益。同时，商业发达的时代也往往是科学、
艺术繁荣的时期，后者促进社会理性化，化解迷信，温和性情，有利于法
治精神的形成。没有这种从“农业时代”向“商业时代”的风俗转化，要想
化解古代社会中以“尚武”而引发的暴戾之气是不可能的。
其次，不同于以往思想家对派系的简单称赞或谴责，休谟对“温和
派系”和“狂热派系”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前者是合理的，后者是不合理
的。休谟注意到，基于利益的不同而产生的派系是很自然的，各方为了
自身的利益进行斗争也是不可避免的，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还会成为
共同体活力和自由的源泉。休谟关于利益派系的分析与马基亚维利关
于罗马平民与贵族之间斗争的论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主张通
过采取对抗与均衡的方式来实现阶级之间的调和，以使它们朝着公共
利益的方面发展。不过，休谟进一步认识到，对于基于原则划分的派
系，特别是因宗教分歧而形成的派系，因为双方僵化的原则很难像利益
派系一样实现相互妥协，因而难以通过制度设计就能完全消除。对于
这样的派系，休谟认为只能通过思想启蒙、风俗演化、经济交往等方式，
逐渐使各派认识到共同合作与相互宽容才是社会的共同利益所在。不
过，休谟对此并不特别乐观，他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文明社
会必须由世俗政府对宗教进行一定的控制，甚至通过各种手段加以腐
蚀，才能消除其破坏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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