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3 - 《社会》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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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８ · １
自私的人们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方面是有规则可循的，甚至可以成为
一门科学。他说：“法律的力量很大，而政府特定体制的力量也很大，它
们对主管这一政府的人们的作风、个性的依赖却很小，以至于我们有时
可以从它们推断出一些普遍而又肯定的结论，就像数理科学所提供的
结论一样。”（休谟， １９９３ ： ６ ）
“制度政治”的核心是通过分权实现机构与派系间的“制衡”，消除
派系的破坏性作用，实现个人私利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发展。“如果我们
发现通过巧妙的分权，在执行时这种利益必然和公共利益协调一致，那
么就可以宣布这种政府组织是明智的、可喜的。如果情况与此相反，各
机构等级的利益不受制约，不是朝着为公的方向，对于这种政府我们所
能期望的只有分裂、混乱和暴虐”（休谟， １９９３ ： ２８ ）。在“制度政治”中，
机构之间的制衡与派系之间制衡是紧密相联的，制度可以催生派系，而
不同派系的产生也为制度的生成奠定了社会基础。不过，休谟提出，自
由政体的形成并不能通过空想式的理性规划，在政治理论研究中，我们
永远要区分出“什么是最好的”和“什么是已经建立起来的”两个不同的
问题（ 犎狌犿犲 ， １９８３犱 ： ３５４ ）。人们虽然可以从理论上设想出完美的政体
模型，但是特定的政治体制和制度的实现必须依赖具体的社会历史条
件，贸然尝试带来的只能是混乱。休谟在《英国史》中生动地描绘了君
主、贵族和民众三大阶级（派系）的产生、发展和相互斗争的过程，以及
这些变化对英国政体变迁的影响。
在休谟生活的时代，关于英国历史盛行着两种历史观。辉格党借
助于普通法理论，认为古代英国人在社会风俗和大宪章等制度的保障
下，自古就是一个自由的民族。到了近代，斯图亚特君主试图建立君主
专制政体，破坏了这种古已有之的宪制。光荣革命挫败了斯图亚特君
主的威胁，以法案的形式重新确认了“古代自由”。托利党人则持相反
的观点，他们认为服从君主才是英国人的自古传统， １６８８ 年光辉革命
并没有违反这一原则（王权由威廉和玛丽共享）。休谟批判了这两种观
点，他认为古代英国人生活在野蛮状态当中，生命与财产都得不到保
障， １６８８ 年自由政体是在英国阶级（派系）历史的变迁以及人们自由观
念兴起条件下所进行的“一项全新的创造”。
针对辉格党人美化盎格鲁·萨克森时代的现象，休谟指出，诺曼征
服之前的英国并不存在稳定的制度，甚至不能被称为一种“宪制”。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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