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9 - 《社会》2018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１

断危及着国家的和平与安宁”（休谟， １９９３ ： １４３ ）。他因而提出，为了消除
这种敌意，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阻止一党对另一党的一切无理侮辱和盛
气欺凌，支持稳健的意见，寻求所有争执的合理折中方案，说服每方相信
对方有时也可能是对的，对于双方的褒贬亦需实现平衡”（休谟， １９９３ ：
１４３ ）。休谟写作各类著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消除两党的“哲学分歧、
实际争执和历史分歧”，以使两党认识到，他们的争执和敌意不过是出于
狭隘的偏见和私利而已。为了提高人们的理性，必须要大力发展科学与
艺术。休谟（ ２００１ ： ８ ）相信，科学与艺术的进步会消除人们的迷信与无知，
促进道德水平的提高，“如果哲学的风气被许多人小心地培养起来，它必
定逐渐蔓延到整个社会，并使每一种技艺和行业都相似地得到端正”。
“近五十年来以来，由于学识和自由的增长与进展，信念已经发生突飞猛
进的明显变化，这个岛国的大多数人已经摆脱了对于名人和权威的一切
迷信般的崇敬。”（休谟， １９９３ ： ８５ ）在休谟看来，由于政治权威归根结蒂是
建立在人们信念基础之上的，所以公共意见的变化会深深地影响到政府
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方式，他认为人们只有通过理性认识到社会的共同利
益才能减弱因“迷信”而引发的非理性派系纷争。休谟对“理性”的强调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韦伯“理性化”与“诸神之争”概念的预演（迟
帅， ２０１７ ），不过，与韦伯类似，鉴于人类信念形成的复杂性，休谟也并不认
为科学的发展可以完全实现这一目标。
虽然，科学、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对理性的进步十分重要，不过，休谟认
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从事科学、艺术的只能是“小众化”的，它出现的条
件也十分苛刻，“好奇之心，或对知识的热爱其作用却甚为有限，它需要青
春、闲暇、教育、天才以及先利的配合，方能影响一些人”（休谟， １９９３ ： ６４ ）。
提升全社会人们的理性和道德还有另外一条“大众化”的道路，那就是借助
于商业的影响。“人类的理性，在通过实践，以及通过至少在像商业和制造
业这类较为庸俗的行为方面的应用而获得提高和进步以前，要想改进法
律、秩序和纪律，并使之臻于完善，是绝对不可能的。”（休谟， １９８４ ： ２３ ）商业
之所以是“大众化”的，是因为它与人类的“贪欲或获利的欲望”有关，这种
激情是所有人都具有的，因而有着更为普遍的影响力。
与古典共和主义者认为商业或奢侈会腐蚀公民美德从而使共和国
失去自由的见解不同，休谟对商业作了坚决的辩护。诚然，发展商业会
伴随着人们对奢侈的承认，表面上看会与公民美德不相容，不过，经过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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