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2 - 《社会》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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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及其治理：休谟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视角
的观点，表现出强烈的“愤怒”以至于无法用礼貌的方式加以表达，致使
谈话无法顺利地进行下去，只得借口提前离场，表现出他缺乏良好的语
言修辞（休谟， １９９６犫 ： ８２－８３ ）。
休谟关于“理性化”和“同情”在消解派系方面的观点切入了近代西
方社会秩序理论的核心主题。在近代西方自然法理论家看来，人类在
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要求社会联合，但是
人性却存在一些不利于社会联合的非社会性因素。普芬道夫（ ２０１４ ： ８０
－８２ ）分析了人们对食物、性、虚荣等欲望的强烈追求及伤害他人的强
大能力等因素对于社会秩序构建的挑战；霍布斯（ １９８５ ： ９４ ）则将“竞
争”、“猜疑”和对“荣誉感”的追求看成是人们陷入悲惨自然状态的原
因。休谟的社会秩序理论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基本问题意识，将基于错
误信念和极端情感的结合而产生的派系看成是社会秩序构建的最大挑
战。休谟认为派系危害的化解也应当从这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人们
需要认识到何为社会真正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需要消除个体的自傲与
孤立，增进相互同情与理解，形成基本的道德共识。而实现这一目的，
需要科学、艺术、商业与语言艺术的进步。在西方近代社会思想史上，
休谟虽然以批判理性的谬误闻名于世，但他仍然保持着启蒙思想家对
于理性与科学的基本信念，他认为，人类的社会与政治生活必须要在商
业及科学艺术的熏陶下才能从野蛮走向文明。
三、“制度政治”与派系治理
休谟认为，派系纷争使得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行为与日常生活中有
很大差别。在日常社会生活领域，荣誉感（ 犺狅狀狅狌狉 ）对于人类的行为有很
大的约束力，它使人们表现得较为诚实。但是在政治生活中，个人很大
程度上只是为了获得本党派的赞扬，使得遵守正义的荣誉约束力被极大
地降低。休谟（ １９９３ ： ２７ ）提出，在政治制度设计中“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
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
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无赖”倾向使得休谟认识到，政治建设必须
以“制度”而不是以“美德”为核心。休谟强调，尽管特定的政治家的确
可能使政府管理变得焕然一新，但这样的政府管理却因依赖于政治家
的人格而具有不稳定性。科学的政治分析不应仅仅着眼于政治家的性
格与品德，更重要的是看政治体制的结构是否合理。政治体制在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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