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0 - 《社会》2018年第1期

派系及其治理：休谟社会政治理论研究的一个视角

细探究就会发现，商业与人类的知识进步和道德改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
关系。休谟认为，在商业社会中，人们对奢侈和改良生活愿望的追求会
促使人们劳动，劳动又会有利于人们知识的增长。当经济活动联系紧密
和知识增长以后，人们就会喜欢在一起相互交流展示自己的知识与品
位，从而进一步促进人们之间相互了解和同情，使人性变得完善。于是，
“勤劳、知识和仁爱就这样被一条牢不可破的锁链结在一起了”（休谟，
１９８４ ： ２１ ）。商业密切了人们之间的联系，促进人们之间“广泛的同情”，使
人们理解和赞同与自己有利益冲突的人的利益（ 犎犲狉犱狋 ， １９９７ ： ２２１ ），有利
于消解独立个体之间的自爱、嫉妒和恶意，打破派系的僵化，促进人们之
间的联合，对形成统一的道德规则有着重要意义。伊斯特凡·洪特认
为，休谟和亚当·斯密等实际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商
业社会性”（ 犮狅犿犿犲狉犮犻犪犾狊狅犮犻犪犫犻犾犻狋 狔 ），这一概念跳出了传统主义、古典共和
主义等基于友爱的“共同体”观念和霍布斯设想的“恐惧社会”的窠臼，发
展出了一种基于利益和人道的新的社会关系类型（ 犎狅狀狋 ， ２０１５ ： ９ ）。在
这种社会类型中，人们之间联合的基础并不是仁慈与友爱，也不是基于
对暴力的恐惧，而是在平等基础上的互利与相互同情。
化解派系之争，不仅要发展商业、科学与艺术，还需要重视优雅与
礼貌的修辞在化解人们之间的隔阂与孤立时所具有的作用。休谟认
为，人不仅是个理性的存在，同时也是一个行动的生物。人类的学问可
分为两种，一种是着眼于人类的理性，分析人性内在的构成及原理；而
另一种着眼于人类的“趣味和情感”，在“凭借对光荣与幸福的展望，引
诱我们走上德性之路”（休谟， ２００１ ： ３－４ ）。在政治生活的论辩中，取胜
的常常并不 是理 性，而是 雄 辩（ 犲犾狅 狇 狌犲狀犮犲 ）。正 是认识到了语 言 的 力
量，亚里士多德才将人定义为“是能说会道的动物”。阿伦特（ １９９９ ： ２０
－２１ ）则进一步认为，“要想从事政治，想要生活中城邦中，就意味着所
有的事情都要通过言辞和劝说而不是通过强制和暴力来决定”。修辞
通过生动形象的语言激发起人们的情感而促使人们采取相应的行动。
不过，修辞作为一种谈话和演说技巧，可以运用于不同的目的。好
的修辞能够促进人们合作，坏的修辞则可刺激敌意的产生，使派系更加
狂暴。休谟观察到，在英国近代政治生活中托利党和辉格党之争不仅
仅是由于利益和原则的分歧，粗俗和尖锐的语言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休谟除了写作哲学著作之外，也写作大众政治论文和历史著作，以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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