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9 - 《社会》2018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１

在时间层面，凝聚性结构把昨天和今天连接到一起：它将一些应该
被铭刻于心的经验和回忆以一定形式固定下来并使其保持现实意义，
其方式便是将发生在从前某个时间段中的场景和历史拉进持续向前的
“当下”框架之内，从而生产出希望和回忆。它与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共
同认可的价值紧密相连，基于此而形成的凝聚性结构将单个个体和相
对应的“我们”连接到一起（扬·阿斯曼， ２０１５ ： ６－７ ）。
由此可见，“凝聚性结构”是一种指导性叙事和规范性叙事，支撑着
身份认同和自我认知。扬·阿斯曼（ ２０１５ ： ８ ）通过文化记忆的阐述，试
图去完成其研究的目的，即凝聚性结构的变迁和强化之间存在的差异
性和可对比性，从而探寻文化过程中的动态机制以及凝聚性结构的升
级、稳固、松动和解体。上文讨论的“卡农”，即某种所谓正典和原则，将
凝聚性结构在时间上推向未来，在性质上推向恒定稳固的方向。
回忆文化之所以具有凝聚作用，在于它属于计划和希冀的范畴，有
助于社会意义的构建。扬·阿斯曼（ ２０１５ ： ２３－２５ ）指出，“过去”完全是
在我们对它进行指涉时才得以产生。任何一种连续性传统在产生深远
影响时，或当传统被中断而人们尝试重新开始时，均可导致“过去”的产
生。而每个社会／文化对待“过去”的方式相差甚远。
那么，不同的社会是如何回忆的？在回忆过程中，它们又是如何进
行自我想象的？回答这类问题的关键是重构文化层面的集体回忆、书
写文化和民族起源之间的关联。扬·阿斯曼（ ２０１５ ： ９ 、 １５ ）说，传统的形
成、对过去的指涉、政治认同（或想象）等关键词共同勾勒了一个作用框
架，文化记忆是这个作用框架的上位概念。
扬·阿斯曼（ ２０１５ ： ２３ ）引用韦伯的讨论来说明这一问题。韦伯认
为，所有民族矛盾的背后都很自然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选民”思想，
即，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将自己认定为一个民族，并以此区分于其他
民族的话，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自身想象成是被神所选中的。
“选民”原则是回忆原则，因为被神选中就等于接受一套约束力极高的
义务，这些义务是决不能被遗忘的。据此，以色列人发展出一种较为强
大的回忆文化。
可见，扬·阿斯曼以社会的凝聚结构为核心将文化记忆讨论中的核
心要素串成一个系列：卡农、认同、结构，等等，同时这些概念又通过文
化 ／记忆神圣性与“涂尔干—哈布瓦赫”以来的社会理论传统建立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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