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4 - 《社会》2018年第1期

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

向文化记忆过渡的例子。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扬·阿斯曼在哈布瓦赫
的论述中找到了文化记忆的种子，虽然他认为这是哈布瓦赫所没有完
成的任务。
认同不仅发生在交流记忆的过程中，也存在于固化为文化记忆的
模式中。扬·阿斯曼（ ２０１４ ）指出，往事并不一定因为没有了活着的见
证人就变成了冷酷的知识和客观历史研究的对象，很多时候人们是充
满感情地对待过去的，文化记忆就是在尽可能普遍化的文化身份基础
上构建的。例如， １３８９ 年抗击土耳其人的塞尔维亚人虽然失败，但他
们用英雄诗歌描写和歌颂这次战争，甚至以神圣历法的形式加以纪念，
使之成为他们国家文化记忆和政治神话的核心。直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塞尔维亚人的政治行动仍受这一记忆形式影响。文化记忆与记忆
体系、身份体系之间关系密切，也与永生或追求永生的愿望有某种关
联：文化记忆本身便是一个融合了身份冲动和长生愿望的长效记忆，力
图在文化的深厚时间中进行自我定位。
总之，从交流记忆到文化记忆，我们不应仅从时间的维度去看待二
者的区分，还应关注记忆的二重性现象。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强
调的不仅是记忆的流变和记忆的建构，还有记忆的稳固、记忆的社会神
圣性，譬如，他对社会品质的强调就与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中对
社会基本规则及其作用的讨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五、“社会—文化”记忆范式中的政治权力

一般认为，哈布瓦赫的“社会建构论”，即“现在中心观”，与权力问
题密切相关。但事实上，“现在中心观”是后来学者从哈布瓦赫思想中
引申，然后用于记忆研究实践，以作为权力分析依据的概念，而非哈布
瓦赫的原意。哈布瓦赫所谓的“现在中心观”，本意仅指现在的社会框
架相对于过去的社会框架的优先作用（刘亚秋， ２０１６ ）。他所谓的“现在
的社会框架”，也不是指所在社会的各种权力关系，而是指人们的“习
俗、品味、信仰和兴趣”，是社会法则（哈布瓦赫， ２００２ ： ９０ ）。在哈布瓦赫
的分析中，“权力”也是极少出现的概念。或者说，“社会—文化”维度自
身是有权力因素的，但这不同于当下记忆的权力取向分析中的“权力”，
后者往往将国家在场视为决定性因素。下文对权力问题的论述将主要
以扬·阿斯曼的相关讨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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