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6 - 《社会》2018年第1期

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

人抗击土耳其人的过程中形成的记忆形式。类似的政治维度弥漫在人
们的日常生活中，它与人们的归属和认同密切相关。
其次，功能记忆是一种记忆政治。所谓功能记忆，在阿斯曼夫妇
（ ２０１２ ）的论述中，多指特定记忆对现世具有功能，且多是政治层面的。
例如，他们认为，功能记忆的三个重要动机是合法化、非法化和致敬。
这些动机各有自己的利益和诉求，因此是记忆与政治的联盟。合法化
是指官方记忆在精心设计历史知识形式时的积极表现，其意图在于使
它的过去合法化，并使其未来永恒化。阿斯曼夫妇指出，官方记忆政治
的特点是打造一种现时的记忆来篡夺过去的记忆结构。但官方记忆需
要特别的维护，即它的持续有赖于支撑它的权力的持续。非法化是与
官方记忆相对应的反记忆，其特点是活跃、批判性和颠覆性。相对于官
方记忆，非法化属于不甘心的、像被施了诅咒的战败者的记忆，它力图
消除官方记忆的合法性。致敬是一种为了塑造集体认同的象征性表达
形式所出现的记忆类别，例如宗教记忆和民族记忆，都包含政治维度。
可以发现，所谓记忆的政治维度，基本上是一种权力特征，表现为
各方的利益和诉求。这种思考方式类似于一种权力路径的记忆研究。
上述考察的政治维度的记忆，即便是在文化记忆的分类之下，也都表现
出某种“去文化”的特征，主要原因在于，在任何文化制度下，上述权力
特征都有其解释的普遍性，类似于一个公式，而与扬·阿斯曼分析的古
代社会的文化记忆分析方式完全不同。正因为如此，权力取向的记忆
研究才更值得反思。
扬·阿斯曼（ ２０１４ ）强调，他在谈文化记忆时，并不是说文化在整体
上就是一种记忆，同时也不认为记忆完全受制于文化的支配或由文化
建构而成。可以认为，上述有关功能记忆的分析是对这一结论的呼应。
这使得他的文化记忆内部存在较大的张力，即，一方面强调记忆研究中
的文化维度，另一方面没有放弃记忆的权力维度，这最终使得他的文化
记忆理论变成一个开放系统。
或许，在实证分析中，我们应该提倡一种更为有用的“权力—文化”
的路径。不过，这一路径又容易导致记忆研究的范式弱化，如弱化“社
会—文化”范式中的文化维度。但是，如果要构建一种强文化范式的记
忆解释路径，又要面临更多质疑。这里的“强”是指所有记忆现象归根
结底都是文化的。这首先需要证明看起来适合普罗大众的权力解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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