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0 - 《社会》2018年第1期

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

前的关怀、利益和期望所左右；人们对“过去”的意向也容易受掌权者的
操纵。社会的记忆建构论者基本秉持这一观点：“拯救者”取向则坚持，
“ 过去”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在”，对当今的社会生活依然十分重要，
从而强调了集体记忆的历史延续性。具体地说，个体记忆的差异性与
社会要求的和谐一致之间在很多时候是对立的，因此，社会倾向于从其
记忆中去除所有可能离间人们和使团体疏离的部分，从而导致多样性
的个体记忆与社会的群体记忆一致性要求之间出现紧张。而且，人类
不仅仅受制于利益的理性计算，也会在追寻“过去”中找寻意义。萧阿
勤认为，深居于其后的是涂尔干有关现代社会分工论与有机团结之间
的紧张关系，社会规则的一致性就是神圣记忆的一个表征。因此，单纯
强调记忆的“解剖者”取向是片面的。
施瓦茨、萧阿勤、科瑟和扬·阿斯曼都认为，哈布瓦赫主要处理的
是交流记忆或记忆的变动性，而忽视了“涂尔干—莫斯”的神圣社会传
统。但如前所述，这种评价并不公允。诚然，在哈布瓦赫的论述中，集
体记忆在多数情况下是随历史的变更而变化的，如福音书在 １ 世纪时
是一种有关末日的启示，在 ２ 世纪则变成了一种传奇形式的叙事。但
他也论及集体记忆的稳定性及其来源，而且，他的记忆建构论背后是对
社会品质的强调，即，对相对不容易发生变化的“社会框架论”的强调。
更为重要的是，在《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 １９４１ ）中，哈布瓦赫对
集体记忆（观念）的稳定性／神圣性进行了细致讨论。他指出，巴勒斯坦
之外的基督徒可以乞灵于耶路撒冷，而不必惧怕与现实情况发生抵触；
这种信仰依赖的并不是实在的地方（指耶稣生前活动场所及其变迁），
而是观念层面的精神慰藉，所以，当实际的场所发生变迁时，群体信仰
反而会变得愈益坚定（哈布瓦赫， ２００２ ： ３２７－３３６ 、 ３５２ ）。
哈布瓦赫使用的论据来自家庭、阶级和宗教层面的集体记忆神圣
性。他在讨论家庭集体记忆时提到，每个家庭最终都会拥有自己的逻
辑和传统，这套逻辑和传统类似一般社会中的那些逻辑和传统，并从社
会中获得，从而持续规范着家庭与一般社会的关系，并“愈加确保家庭
的内聚力”（哈布瓦赫， ２００２ ： １４２ 、 ２１８ ）。这些规则与“社会力” ２ 概念密

２． “社会力”来自涂尔干（ ２０１１ ： ２６８－２７３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对社会神圣性的阐发，
他指出，图腾制度是关于一种匿名的和非人格的力的宗教。社会力在涂尔干的理论中有两层
含义：诱导／培育和控制（赵立玮， ２０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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