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5 - 《社会》2018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８ · １

论依然局限于文化记忆与交流记忆、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之间的区分，
这符合目前国内外学界对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的一般观感。但
显然，这种讨论仍停留于记忆现象本身，难以对记忆理论进行更为深入
的思考。不过，他们对中国记忆研究的类型归纳是有启发意义的，即
“国家权力视角”“社会群体视角”和“历史变迁视角”。“社会群体视角”
的中国记忆实践研究与本文试图讨论的记忆的社会基础问题密切相
关，但正如他们所说，这一视角也有着很强的国家在场和权力局限问题
（刘亚秋， ２０１１ ；高蕊， ２０１５ ），从而导致对于记忆的社会基础问题缺乏更
深入的探索。
概言之，目前海内外学界对记忆理论的探讨大多还停留于学科“取
向”层面。如奥利克等（ 犗犾犻犮犽 ， 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８ ）所言，这样一种“混乱局面”
并不是一种好的状态，不利于对记忆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做深入挖
掘，也不利于记忆传统的生成。
首先，有关记忆的定义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甚至连研究者自
己都有所迷失。已有关于记忆的讨论陷入一种对记忆现象的反复解释
的泥沼，一些记忆研究无论进行到哪个阶段，都会回到最原初的问题，
即记忆概念的分类和解释，而且多数人的定义和解释往往似是而非，或
者有意无意地执着于某种取向的记忆分析。例如，在中国，权力取向的
记忆分析似乎是不言自明和理所当然的路径。
其次，在讨论记忆的文化维度时，研究者多指向实践中的记忆文化
问题，导致文化概念的多中心景象，并进一步导致文化记忆研究的碎片
化，例如，对创伤记忆的研究、记忆的代际传递问题研究等，还有研究者
在这一概念下总结文学角度的文化记忆理论问题（埃尔， ２０１２ ）。这些
讨论彰显了文化的丰富内涵，但因其多中心而导致对文化记忆的研讨
缺乏进一步的理论追问。如前所述，奥利克等（ 犗犾犻犮犽 ， 犲狋犪犾． ， １９９８ ）力
图总结“集体记忆”的理论及其多维实践，进而在理论层面探索一种记
忆视角的“历史社会学”，但由于这一视角不甚明晰，他们只是初步梳理
了一个有用的传统和可加工的范围，却未能为深入的理论发展提供必
要基础。
那么，是不是既有的记忆研究的确不可能确立一种相对统一的研
究范式？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只要我们把视角转向追寻记忆的社会
理论基础，就可以相对清晰地看到对记忆本身的思考，事实上，是存在

· １ ０ 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