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6 - 《社会》2017年第6期

社会学与伦理学的争执：涂尔干的道德科学

通常被留给了“实践的紧迫性”（ 犇狌狉犽犺犲犻犿 ， １９６４犪 ： ４１５ ， １８９３犫 ： １０ ），或
者说，行动者任意裁量的领域。康德对行动者的道德主体性的颂扬，对
其拥有的作为普遍立法能力的理性的颂扬，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鼓励
了行动者在这里对自己的理性或判断力的主观确信，鼓励了这种任意
性：似乎只要我们是在遵循自己的理性，就能够合乎道德地、完全自主
地行动（涂尔干， ２００６犫 ： ８４ ； 犇狌狉犽犺犲犻犿 ， １９２５犪 ： １２８－１２９ ）。
甚至，作为受制于实践的紧迫性或行动者的任意性的领域，具体的
道德也不再被视为是从普遍道德法则中一步一步推演出来的，而是被
视为对理想化的道德法则的一种贬损。
对他们来说，具体的道德（ 犾犪犿狅狉犪犾犲犮狅狀犮狉犲狋犲 ）不是对抽
象道德的应用，而是降格（ 犱é 犵 狉犪犱犪狋犻狅狀 ）。道德法则必须被更
改以便与事实相适应，理想必须被更正、被稀释以便与实践的
紧迫性相 协 调。换 句 话 说，我 们 在 伦 理 学 中 承 认 两 种 伦 理
（ é狋犺犻 狇 狌犲狊 ）。一个是唯一真实的，但根据定义却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是实践的，只包括在习俗性的安排中，是根据经验的必
然性做出的让步，这不可避免但又令人惋惜。它是一种低级
的、堕落的道德法则，由于我们的不完满而只能满足于此……
（ 犇狌狉犽犺犲犻犿 ， １９６４犪 ： ４１５ ， １８９３犫 ： １０ ）
我们可以在康德那里发现这种观点的依据。康德在阐明理想的道
德法则时，总是预设一种极端情况，即法则的要求与感性倾向发生冲
突、彼此排斥的情况。尽管他试图证明，既然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我们
也仍然可以纯粹地基于对法则的敬重而行动，不掺杂任何感性欲望上
的考虑，那么在其他情况下，我们更会纯粹为了义务而义务。但是，这
个论证导致一个结果，凡是不纯粹的、混合了感性欲望和感性倾向所着
眼的目的的那些道德规则、行动准则和道德行动，都是对纯粹的道德法
则的一种败坏，都是不够道德的。以这个标准来看，人们在实际生活中
碰到的那些具体的道德规则和道德行动基本上都是不纯粹的、在道德
上是可疑的。道德要维持其道德性，就只能作为纯粹的道德法则，成为
一个树立在现实生活之上的应然、理想或彼岸。此岸的现实生活只能
是这个理想的一种不够完善的投影或现象。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并不是那些一般化的道德法则，只
有在行动时它才会被具体化。普遍的道德法则不过是“哲学家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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