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5 - 《社会》2017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６

“世界历史给这些思想探索者们展现的是无情的正义……国家并不是
文学院”。世界的历史就是弱肉强食的历史，缔造强权国家的人才是伟
人（涂尔干， ２０１４ ： １６０ ）。另一方面，他们同样不屑于身处的现实，而是
沉醉于妄想之中：“国家是有望成为超人的惟一具体的历史的存在形
式”，德国的战术构思有如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充满了虚幻的浪漫想象。
“ 德国创造了一个她一直在塑造的神话，……她在种族、历史以及传说
中寻找原因。……有时是诗歌，有时是科学，它们都表明德国是神圣权
力在尘世的最高化身”（涂尔干， ２０１４ ： １８８－１９０ ）。不顾真正的历史与
现实，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和他人献祭于狂热的幻想，这正是宗教狂
热的病态。
在涂尔干看来，德国的悲剧正在于它努力想摆脱现代社会的病态，
却落入了另一个陷阱。德国的心态决非物质主义，而是恰恰“主张远离
任何感官欲望的放纵”，力求对抗享乐主义的腐化堕落。但是，“这种浸
透着禁欲和神秘的理想主义，包含着反常和有害的要素”。民族精神的
神话，刺激起了“意志的病态膨胀”，让德国人想要超越现实，扭转乾坤
（涂尔干， ２０１４ ： １８７ ）。不过，以狂热对抗冷漠，以强权遏制放纵，以极端
取代极端，不过是热病的交替而已。
可是，难道矫枉不会必然过正？涂尔干（ ２００１ ： １００－１０２ ）自己不也
认为，当一个社会纲常解纽、礼崩乐坏之时，需要鼓舞共同理想的信念
掀起社会重建的潮流？幻想和理想是否没有真正的界限？热情与力量
是否必然走向狂热与暴力，无法保持中道？
当然不是。
这种推理只看到了人性状态和社会潮流的极端一面。病态本身就
是极端。冷漠与狂热、放纵与威权、麻木与狂想，它们在精神上既对立
又统一，就像硬币的两面一样相反相成，因此病理学分析才能成立。如
果极端是病症，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跳出“极端的反面是另一极端”的
逻辑，而要看到，与极端相反的是中道，要找到停在极端之间的办法， ８
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何涂尔干能一面描述自杀类型的复合病态，一面又
说“典型的道德无不是唯我主义、利他主义和一定程度的失范在不同程

８． 必须指出，这与理论的抽象性并不矛盾。集体欢腾在原理上是社会创生的源头，绝不意味
着在实践中简单地回到欢腾状态，社会就会重生。法国大革命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 ５ 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