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3 - 《社会》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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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是国家的应有之义。但现代国家因其所处的现实条件,常常不能使
爱国主义保持中道,而是潜藏着趋于极端化的危险。这就是军国主义
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危机。
在涂尔干( 2015 : 101-111 )看来,如果现代国家不诉诸群体或制度
中介,任由大众民意直接左右政治决策和行动,这样的直接民主并不是
真正的民主,而是反政治的现象。现代国家中民族集体的容量巨大,与
现代社会高度抽象的特点相结合,极易产生出巨大且不稳定的激情和
力量,使政府变成对“流传最广的‘大多数人’的观念和情感”的直接反
馈。另一方面,庞大的现代国家必须依靠复杂的治理机构和人数众多
的领导阶层,才能引导和治理社会。这是它与部落和城邦国家完全不
同之处。后者狭小的规模、相对简单的生活,使“各种习俗、传统和规
范,无须国家本身有所意识,就会自动产生作用”,而“治理意识也同样
局限于自身领域中的几个有限目标”(涂尔干, 2015 : 94 )。部落和城邦
社会有限的人数、稳定而具体的生活方式、严格的宗教纪律和相对明确
的政治目标,决定了民众和首领联系紧密而少有分歧。但这种“原始民
主”完全不适于现代社会。如果在现代社会中强行消除政府与民众之
间的中介,只能导致真正政治的消灭。国家“并没有使人民大众模糊不
清的情感变得明朗起来,也没有使他们服从更明确、更合理的观念,只
是使这些情感随处泛滥,俨然成为最普遍通行的东西”(涂尔干, 2015 :
103 )。激情澎湃的民众拜倒于跟他们最一致的领袖,后者操纵着庞大
的国家机器,不断煽动起民众的狂热并陶醉其中,用奔放的想象为民族
指引方向,誓与一切敌人血战到底。这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
的状态。
涂尔干( 2014 : 153-171 )在《德意志高于一切》一文中的分析,正是
要描述德国陷入失范、唯我、狂热与威权之中,被四种热病交替侵袭。
首先,它明显带有失范的特征:不能忍受任何约束,不承认任何高于自
身的道德权威,否定在国与国之间存在共同的道德准则,认为只应服从
于自身的意志;另一方面,它又高度敏感和易怒,容不得任何质疑和冒
犯,一旦认为遭到轻视或侮辱就勃然大怒,并不惜代价地要还击。在
涂尔干( 2014 : 153 )看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和健康社会中人与人
的交往一样,决不是赤裸裸的战争状态:“国家依赖它业已签订的条约、
自愿做出的承诺,以及它所期待和为此必须要遵从的道德原则”。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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