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1 - 《社会》2017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６

们不可避免会让自己越过所有的限度，也从来不知道节制，从而陷入狂
暴的、破坏性的、也几乎必然是不道德的无序状态中”。人们彼此的激
情相互鼓荡，陷入“传染性的高热状态”，情绪也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
一个极端，由哭到笑，再由笑到哭”。在这种集体狂热和骚动之中，罪恶
假自由之名以行，“在正常时候隐藏在阴影中的许多有害的要素，浮上
了公共生活的表面”（涂尔干， ２００１ ： １４６－１４８ ）。这就是革命时期政治
社会的情况。
涂尔干十分清楚，大革命时期的许多理想，甚至它本身宣扬的个人
主义和国家主义，都有过分简单抽象的特点。取消行会和法团，允许自
杀和离婚，这些打破一切传统、主张完全自由的理想太随心所欲了。革
命的乌托邦主义，恰恰会增强而不是削弱上述危险。但这还不是唯一
的病态形式。与为狂热理想自杀和杀人相对，试图凭借暴力来维持纪
律和权威，是另一种现代病症。 ６ 越是缺乏真正有生命力的集体生活，
越是没有真实的情感支撑，人们就越有可能极力抓住刻板的规范、僵死
的习俗，并试图诉诸暴力来支持它们。
涂尔干（ ２００１ ： １５０ ）告诫教师们，虽然纪律精神是首要的道德品质，
但让孩子服从纪律切忌单纯诉诸强力。孩子“必须感觉到规范中的道
德权威”，在心里产生“内在的尊重感”。作为权威的教师，应当尊重自
身的职责，态度既谦逊又庄重，不能因权力在手就自大骄傲。涂尔干
（ ２００１ ： １８６－１８７ ）指责 １９ 世纪晚期的殖民帝国主义者，认为他们面对
异民族，不是敞开胸怀，通过沟通和交流形成真正的共同意识，而是“唯
我独尊地、野蛮地显示着自身的威力”，将各种“文明”的道德和生活样
式强加给后者，“活像不可一世的暴君”。其实他们才是失范者。处于

６．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社会陷入唯我主义和失范的状态，缺乏规范和道德理想，那么，自革命
中创造理想不是社会新生的必经之路吗？如果有稳定的规范和约束，自然不会陷入极端狂热
和幻想状态，但狂热不能孕育出新的理想和规范吗？从逻辑上看这似乎有道理，但如果以现
实的眼光来考虑就不一样了。越是极端想象狂热，越是习惯于用理想去超越具体现实，如何
能够建立规范和权威呢？法国大革命不就陷入了抽象理念与具体现实的不断斗争吗？涂尔
干的洞察力就在于，他不是从抽象逻辑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集体欢腾”在理论的角度有重
要性，关键在于集体生活的热情和社会理想的再造，而并不意味着应当掀起无法无天的狂热。
抽象概念和理论逻辑的意义，绝不是直接规定现实，否则容易产生极端化的理解。在下面的
讨论中我们会看到，涂尔干超出抽象理论的对社会的“历史的理解”和真正的现实经验感，才
能帮助我们走出由抽象逻辑和自杀类型极端状态编织的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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