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3 - 《社会》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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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涂尔干， １９９６ ： ２９３－２９４ ， ２９８ ）。与缺乏现实规范而狂热过头的
急性利他主义自杀相反，群体依恋与热情不足，约束和纪律又过强，这
是宿命性自杀的真正含义。
这样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年轻的丈夫和奴隶也易于走向宿命性
自杀。年轻的男性欲望很强，精神方面的发展却不够，婚姻就难以发挥
有益的作用，反而是过分的约束。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不会被
当成有精神性的人来对待，也就无法参与所属社会的宗教和集体生活，
规范和权威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外在的强制约束，没有任何精神上的
正当性。
那么，最后的问题就是：涂尔干为什么只给了宿命性自杀这么短的
篇幅呢？这可能在于，由于女性的精神性弱，婚姻对她们来说更多是束
缚，所以离婚更有利。这样的观点确实令人尴尬：一方面好像在人格方
面贬低了女性，另一方面反对离婚又似乎是在赤裸裸地为男性考虑。
所以涂尔干自己也承认，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个问题
特别令人不安并几乎带有某种悲剧色彩的是，人们不能由此减少丈夫
的自杀而不增加妻子的自杀”（涂尔干， １９９６ ： ４２２ ）。涂尔干自己解决这
个问题的方案是增加女性在家庭之外的社会生活，促进她们的精神性
发展，使之获得满足。在智力和道德方面，既然城市女性要比农村女性
发展得充分，那么完全可能让女性在某些领域积极投身社会生活，“以
不同的方式来同样社会化”。在涂尔干（ １９９６ ： ４２３ ）看来，“这是缓和当
前分隔男女的可悲道德冲突的唯一办法”。
从这一态度出发，也就更容易解释，为什么涂尔干（ １９９６ ： ２９８ ）会认
为宿命性自杀恐怕更多“具有某种历史意义”，而在“今天并不重要”，也
不需要花费太多篇幅。或许他认为，将社会中的某些人视为低等存在，
当成奴隶排斥在宗教和集体生活之外，这样的时代正在过去。人的普
遍精神性得到承认、人人都可能参与社会生活的时代已经到来。当然，
生活在 ２１ 世纪的我们十分清楚，这位信仰人道主义的社会学家还是过
于乐观了。他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在并不遥远的未来，不仅有人会将其
他人当成劣等民族和异教徒，让他们做奴隶，还能想出更多“废物利用”
的办法。宿命性自杀和杀人大量增加，可社会条件却不是古代或部落
社会，这才是真正的病态。所以我们还要深入挖掘宿命性自杀的理论
意涵，思考为什么在现代社会它是一种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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