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 - 《社会》2017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６

工匠社团（ 犮狅犾犾犲 犵 犻犪 ）发展到西塞罗时期，已经逐渐演变为公共生活的正
式机构。罗马法团具有宗教社团的特征，有各自特有的神灵膜拜和祭
祀仪式，也有公共基金和公共墓地，突破了家族制度的范围而结成职业
群体组织。进入中世纪以后，法团成为更广泛的工商业人口的聚集地，
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并作为第三等级、平民阶层或资产阶级的起源，成
为近代公民（ 犮犻狏犲狊 ）以及公民权（ 狌狊犮犻狏犻犾犻狊 ）和居民权（ 狌狊犳狅狉犻 ）的源发
犼
犼
地。因而，中世纪法团制度的确立，事实上将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密切
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自由城市的形成，促进了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去贵
族化”趋势，以及选举政治的产生。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捕捉到实体性的社会及其规范的起
源和发展脉络，它始终存在于西方文明自身所构造的传统中，经过几个
关键性历史环节的转化，最终成为现代早期的民情与权利的物理学基
础。我们由此可以知道，社会作为一种规范体，是以职业性的群体组织
为前提的，规范的构成并非是一种外力强加的结果，也不是相似个体的
简单集合，而必须要有神圣信仰、礼仪制度以及公共生活作为保证。社
会不是一种单纯的正态分布，而必须凝结成为公共性的神圣与世俗相
交织的生活系统，才能够获得其规范根据。而且，这种规范根据始终在
历史的演变中，没有工商业的扩展，没有自由市镇的兴起，没有公共政
治的出现，便不会有现代社会的雏形，不会有道德意义上的有机团结。
２． 国家 既然人具有群体存在的属性，那么家庭、法团和国家便都
是这种存在的形式。家庭是婚姻生活的规定性，法团（而非市民社会）
是职业生活的规定性，国家是公民生活的规定性。因此，法团是社会存
在的次级群体形态，而国家则是自成一类的最高群体，承载着一个历史
民族的所有政治认同。涂尔干严厉地批评了卢梭契约论意义上的公意
国家的构建原则，他认为卢梭有关权利的保有和让渡的说法，虽然理论
上为公民全体设定了一种人民主权体制，但实际上却“带有狭隘的个人
主义倾向：个人是社会的主导原则，而社会仅仅是个人的总和”（涂尔
干 ．２００１犪 ： １０４ ）。
虽然近代法团的发展和第三等级的兴起是所有政体都不可避免地
带有民主制的特点，但若仅从自然权利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国家要么会
变成极端个人主义的温床，要么会变成仅仅由公共舆论引导的暴政机
构。倘若如此，公民便可能对国家产生任何意义上的道德情感，国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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