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 - 《社会》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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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７ · ６
个她一直想塑造的神话，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使其复杂化和体系
化”。但根本而言，这是一种“意志的病态扩张”，一种“意志的狂热”，这
种极端超越的人格，无视“事物本性中固有的必然的依赖关系”，“脱离
了生命之境况”（涂尔干， ２０１４ ： １８６－１８７ 、 １８８ 、 １８９ ）。
在涂尔干看来，无论是法国民族主义还是德国军国主义，都不过是
现代危机的另一面，它们表面上所要克服的现代人的那种自我保全的
生活，却时刻渗透在它们自身的问题化过程中。极端的抽象政治，不过
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产物，从人与人的战争，到国与国的战争，不过是这
种逻辑的逐步放大。说到底，这是一种人的病症，战争与自杀无异，都
不过是对抗生命和弃绝生命的方式。然而，机械呆板的行动也许会压
抑生命，并使之瘫软无力，但是生命终将再次扬帆起航，挣脱束缚其自
由的一切锁链（涂尔干， ２０１４ ）。
三、历史
以往有关涂尔干的研究，常常被教科书化或教条化，甚至一些综合
理论家也未能幸免（如亚历山大）；更多的研究文献，都是抽取某个专门
的主题，作静态的、平面化的概念分析，或者隔断涂尔干不同文本之间
的联系，或者对于《年鉴》学派多重研究之间的联系重视不够。比如，方
法研究只侧重于方法，自杀研究只侧重于自杀这一现象层面的领域，宗
教研究只关注人类学材料的辨析……，因此，只有重回对现代性危机的
诊断，才能全面洞察涂尔干所面对的时代处境，衔接涂尔干所续接和搭
建的思想脉络，回到他的核心问题上：即自然法和法国大革命的遗产如
何在现代文明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三种极端化的倾向：个人主义、民族主
义以及表现为绝对国家意志的帝国主义（其战争形态为军国主义）。
绝对自由和抽象政治是现代性的双重危机所在。将个人与国家间
的各种纽带清除干净，并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化约为人与人、人与国家、
国家与国家间的世俗化的契约关系，才会不断推动各自的逻辑向着极
端化形态发展，并彼此背反地相互促发、搅合，形成恶性循环。一方面，
个人无限地锁闭自我，丧失了任何道德连带，同时又无限地通过普遍化
的概念方法极度膨胀，来填补自己内在的空虚；另一方面，国家则瓦解
了个人间所有的有机联系，清除了所有社会连带的地盘，诉诸抽象的权
利假设来构筑悬浮的大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普遍失去了具体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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