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社会》2017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６

段，是一种弥漫在广大民众中的一种反社会激情的表现（涂尔干， １９７３ ）。
因此，德雷福斯案所呈现的法国式的反犹主义，其经历体现了西方
现代化的完整的逻辑过程：宗教问题首先转化为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再
行转化为国家问题，国家问题最终演变成为大众化的社会道德问题，而
社会道德问题的根源，在于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表面上看，民族主义
就是对个人主义的反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所谓去种族化的个人化潮
流中，坚持认为这种共和主义的政治就是反政治的，但正如《自杀论》所
揭示的两种自杀类型之相反相成的机制一样，民族主义不过是极端个人
主义陷入抽象普遍性的另一个面向，不过是注入极端个人主义体内的最
后一支强心剂，自卑与自负是相伴而生的（魏文一， ２０１４ ： １－１４５ ）。
也正是因为此，这种法国特有的民族主义的出发点，也不单单是要
鼓吹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民族主义所寄托的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抽
象意志，本质而言是一种幻象般的世界主义的企图。从极端个人主义
发育出的激情和思维结构，就是自我主义的世俗化激情的无限满足，再
加上抽象理性思维的概念化的无限推演，两者的叠加和混溶即是民族
主义的所谓“道德表现”。因此，民族主义才是极端个人化的“集体强迫
症”（魏文一， ２０１４ ： ３４－３５ ），是现代世俗化的极端人格的“返祖现象”；
反犹主义的实质，乃是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缩影，只是这种对抗非要以
集体的表征示人罢了。也因此，民族主义的政治发动，也往往带有病态
的特征，体现为大众舆论上的“谣言政治”。
由此，这里也就涉及到了现代性危机的第三个问题，即开篇所讲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民族国家及国际政治问题。 １９１５ 年，也就是战争进入
僵持阶段之时，涂尔干写下了两本著名的政论册子（涂尔干， ２０１４ ： １４７－
２５４ ），其中，《谁想要战争？》通过对“一战”前外交文献的考辨，指出萨拉热
窝事件后，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德国是知道的，并一直
运筹着战争的展开。与此同时，俄国也迫不及待地跳上前台，展现出征
服帝国的欲望。德国闪击法国，是为了迅速收拢欧洲内陆，以全力对抗
俄国。而就德国内部来说，人们本来以为社会民主党是阻止战争的强有
力的力量，可该党大多数人却一股脑儿地倒向征服一边，成为了战争的
帮凶。
在《德意志高于一切》中，涂尔干指出，昔日还养育在现代性的灿烂
文明中并怀着永久和平梦想的德国，瞬间调动起了好战的激情，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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