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4 - 《社会》2017年第6期

国家与祖国：涂尔干论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

不过，涂尔干只是“采用了有机体的隐喻”，即“社会总体上像一个
有机体，或者在某些特定方面像一个有机体”（科恩， ２０１６ ： ４９ ），注意避
免同源性的错误。涂尔干（ ２０１７ ： １３ 、 ２８８－２９５ ）一方面在功能与有机体
或者社会的需要之间建立关联，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社会分工和生理
分工是有本质区别的。在有机体中，每个细胞都有自己比较明确的职
责，很少发生变化。在社会中，各种工作的分配形式却很容易发生变
化”。也就是说，在结构和功能之间并不是严格的对应，结构对功能的
束缚是有限度的。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功能与器官既逐渐脱离但又
不完全脱离，使生活“精神化”的过程。
尽管从生理学的视角看，将国家比作大脑、中枢神经或者脊髓系统，
在逻辑上都是不太严谨的，可生活中我们仍然有国家首脑这样隐喻的说
法。在旧制度末期，将国王比作船长也是隐喻的修辞，不少法国人坚信，
“法国是一艘由国王和他的祖先亲手打造的航船，他是国家的建造师，他
对国家的权益就像每个乘客有权携带行李一样，……驾驶着这艘辉煌的
航船在大海上乘风破浪，因为全体民众的命运都在他的旗帜的指引下航
行”（泰纳， ２０１４ ： １３ ）。显然，隐喻与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更为贴近，也更容
易为人所理解。借助它们，一般民众不需要受过高等教育、不必了解某
些科学知识，就能够建立起自己与统治者的联系，摆正自己的位置。
不过，在启蒙思想家看来，正是这些经不起科学推敲的隐喻、想象
迷糊了人们的心智，使之安于君主或者国家的专制统治。“ １７ 世纪科
学革命时期，修辞不再受人青睐”，“应当用实验和观测的朴素的描述性
语言来展示科学，然后进行严格的归纳或推理”，数学作为一种“最无修
辞的语言”被用于人和社会的分析（科恩， ２０１６ ： ５０－５１ ）。因此，我们看
到卢梭（ ２０１０ ： ７３－７５ ）用政府作为主权者和臣民的比例中项，得出政府
类型并不是唯一的，应该随着国家大小而变动。孟德斯鸠（ ２００５ ： １１４－
１１５ ）用严格的数列计算一个国家的奢侈状态、财富分配不均程度，以讨
论不同政体对节俭的法律要求。
既然隐喻的方式已经遭到质疑，为何涂尔干仍将国家比作社会的
大脑呢？在对人类心智依赖的社会条件的研究中，涂尔干将隐喻纳入
一套与科学相通的分类系统来解释。即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要以人们
的社会关系为基础，逻辑等级是社会等级的一个侧面，象征群体间确定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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