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2 - 《社会》2017年第6期

道德统计学的社会观：塔尔德与涂尔干之争再考察

反常个案，如果有价值也只是在未来或者过去有价值，而在当下社会却
是需要消除和修正的对象。所以，涂尔干仍试图用统计定律的正态分
布来解释偶然性的存在。除了这种解释之外，涂尔干也指出过“个人差
异则在数字中相互抵消”（迪尔凯姆， ２００９ ： ９０ ）。但对于各类现象而言，
统计定律要成立，各类现象要呈现出规则，仍然需要像凯特莱所描述的
像重力那样的道德力存在。 １５ 哈金（ ２０１５ ： ２６２ ）也指出过，涂尔干为了统
计定律的有效性，也设定了某种宇宙力的存在。
所以，无论涂尔干如何处理偶然性，只要他按照凯特莱的立场强调
集中趋势，强调均值的规范作用，他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由凯特莱的理
论所带来的内在困难，即从内生性的角度确立统计定律的自主性。这
一点可以从涂尔干对平均类型的前后态度上看出来。在《分工论》第一
版序言中，涂尔干（ 犇狌狉犽犺犲犻犿 ， １８９３ ： ３４ ）明确提出过，要借鉴平均数的
办法来建立社会类型，并以此判断道德事实是否正常，但在《自杀论》
中，涂尔干却发现凯特莱的均值人是无法解释自杀的，换句话说，均值
人是不会自杀的（迪尔凯姆， ２００５ ： ３２４－３２５ ；亦参见叶启政， ２００１ ： ３５－
４１ ； 犇犲狊狉狅狊犻è狉犲狊 ， １９９８ ： ９６－１０１ ）。所以，涂尔干试图用集体类型的概念
替换平均类型，并希望以此来克服凯特莱理论的内在矛盾。
然而，即便涂尔干塑造出一个整体大于部分的集体类型，并借助自
杀潮流这一集体力来说明个体卷入自杀的原因，但这个受勒努维耶和
布特鲁（ ?犿犻犾犲犅狅狌狋狉狅狌狓 ）影响而来的被哈金称为突现主义的做法， １６
并未解决塔尔德所提出的发生学问题。也就是说，按照塔尔德的看法，
统计学本身并不能确定生发（发明）问题，所以，无论是个体生发，还是
集体生发，都是统计学处理不了的。也许受此影响，涂尔干后来转向了
原始宗教研究，并试图借助共通（ 犮狅犿犿狌狀 ）和生发行动（ 犱 狔 狀犪犿狅 犵 é狀犻 狇 狌犲 ）
两个概念，从根本上解决整体道德变迁问题（ 犇狌狉犽犺犲犻犿 ， １９７５犫 ： ２３－５９ ）。
实际上，如果从道德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两人的区别，我们就不难理
解涂尔干何以不给个体这种偶然性留有位置了。涂尔干（ ２００６ ： １４４－
１５１ ）早在桑斯中学期间就发表演讲，论述过伟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１５． 在《分工论》第一版序言中，涂尔干也用了重力（ 犵 狉犪狏犻狋犲狀狋 ）这个词，详参 犇狌狉犽犺犲犻犿 ， １８９３ ：
３４ 。但在第二版的时候，这部分内容被删除了。
１６． 涂尔干“整体大于部分”的观点取自勒努维耶（ 犇狌狉犽犺犲犻犿 ， １９１３ ： ３２６ ），但正是布特鲁所提
出的被哈金（ ２０１５ ： ２３２－２３３ ）称为突现主义的观点才解决了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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