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1 - 《社会》2017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６

观，而这两点都集中体现在了涂尔干的平均类型的概念上，尽管涂尔干
也反对单线进化论。

五、道德统计学背后的社会观差异
塔尔德对于统计定律与偶然性的处理，显然与高尔顿和皮尔逊的
处理方式不同。 １３ 比如，相对凯特莱来说，高尔顿更感兴趣的是“分布状
况和偏离平均值的情况”，也就是离中趋势，而不是平均值，因为高尔顿
试图解释的是，“新的杰出人物是从较不显赫的家庭中突现出来的，而
更多的平凡人物则是较杰出父母的后代”（哈金， ２０１５ ： ２６９ ）。也就是
说，无论是高尔顿还是皮尔逊，两人都试图从统计学内部继续确立统计
定律的有效性，或者说，寻求统计定律的自主性。
塔尔德（ ２００５ ： １３１ ））曾不点名指出，“某些流派的社会学家应该思
考这样的偶然性和任意性。他们建设社会学，寻求并描绘社会演化规
律；社会规律制约着社会变革，尽管各国人民相互借用，但这些规律在
一定程度上还受制于预定的相同的线路”。显然，塔尔德在给个体发明
或发现留有位置的同时，试图表明的是社会本身即存在多面向的演化
逻辑，而像涂尔干借助统计思维在社会种的基础上抽象出平均类型，并
试图把它变成判定社会演化状态正常与否的内在法则，在塔尔德看来，
仍存在受制于“相同的线路”的危险。由此可以看出，塔尔德与涂尔干
的分歧实质上仍是基于不同社会观的统计应用和解释上的分歧。简单
地说，塔 尔 德 与 涂 尔 干 的 区 别 就 好 比 当 年 克 韦 贝 格 （ 犅犪狉狅狀 犱犲
犓犲狏犲狉犫犲狉 犵 ）给凯 特 莱 提 的 问 题：究 竟 是 一 个 罐，还 是 多 个 罐 的 概 率
（ 犇犲狊狉狅狊犻è狉犲狊 ， １９９８ ： ８６－９１ ）。 １４ 也就是说，是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还
是当作由各种不同的社会聚合（ 犪 犵 狉é 犵 犪狋犻狅狀狊狊狅犮犻犪犾犲狊 ）所构成。
不过，对于涂尔干来说，他仍然期望用统计定律的方式来解决这种
偶然性。比如，在谈到犯罪问题时，涂尔干认为犯罪有直接好处的一个
重要理由是，“因为有时候，只是有时候，罪犯是未来道德的先行者”
（ 塔尔德， ２００６犪 ： ２４５ ）。涂尔干用苏格拉底的例子来说明他要讲的这种
状况。也就是说，并未服从当下社会的内在规定性的偶然存在，也就是

１３． 高尔顿和皮尔逊对凯特莱的批评和修正，可以参见哈金（ ２０１５ ： ２６３－２７５ ）的讨论。
１４． 罐是指伯努利实验所用的罐，意思是说，概率获得的方式是从一个罐里抽取黑白球，还是
应该从多个罐里抽取黑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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