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7 - 《社会》2017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６

的出现，最 初 的 起 源 最 终 都 可 以 归 因 于 个 体 的 欲 望 和 信 念。塔 尔 德
（ ２００８ ： １０５ ）举例说，“即使在颓废和轻信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流行
病似的忏悔潮还是在不时之间爆发……人们的心灵深处涌动着同样的
信仰或理想时，不时之间就会爆发传染病似的模仿潮流”。这一解释同
样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各种风潮和时尚。塔尔德（ 犜犪狉犱犲 ， １９６９ ： １８０ ）认为，
现代社会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个是大城市取代贵族成为被模仿的中
心，另一个是极具相互占有特征的民主时代的到来。在塔尔德看来，“大
都市注定取代贵族，它们是民主时代的非人格贵族”，而“思想、需要、风
尚，伤风败俗的行为和极高尚的道德，也像贵族那样被模仿传播”。
所以，对于塔尔德来说，每一样传播开来的好的或不好的行为都无
法通过一种统一性的测量来确定，而只能加以区分对待。因此，他（塔
尔德， ２００８ ： ８１ ）给统计学规定了两项任务：一是“断定给定的时间和地
点里每一个发明固有的模仿力”，二是“显示在模仿发明的过程中产生
的或利或弊的结果”，其目的“就是要了解和控制模仿”。由此可见，塔
尔德的统计曲线必定不仅是动态的，而且是追踪式的。

六、小结

若干年后，塔 尔 德 的 儿 子 阿 尔 弗 雷 德 （ 犃犾犳狉犲犱犱犲犜犪狉犱犲 ）写 信 给
让·波朗（ 犑犲犪狀犘犪狌犾犺犪狀 ）时说：“你还记得在社会高等研究院那场涂尔
干和我父亲之间的论战吗？辩论开始前，人们都能从他们的脸上、表情
和动作中感受到这两人之间的分歧了。我们都知道那真是一场颇为疯
狂的激辩啊。”（转引自 犆犪狀犱犲犪 ， ２０１０ ： ２７ ） ２１
实际上，从道德统计学的角度来看，两人最终的目的并不像其理论
立场那样截然对立，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两人都试图理解变
迁中的社会，都试图努力刻画和勾勒现代社会的特征，都在借助统计学
的思想和方法来尝试描绘现代社会的图景。尽管涂尔干不赞同塔尔德
的模仿说，但他不得不承认塔尔德在用社会因素解释犯罪起因方面的

２１． 这场 论 战 的 内 容 概 要 收 录 在 特 里 · 犖． 克 拉 克 编 的 《传 播 与 社 会 影 响 》（ 犗狀
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犛狅犮犻犪犾犐狀 犳 犾狌犲狀犮犲 ： 犛犲犾犲犮狋犲犱犘犪 狆 犲狉狊 ）一书中（ 犜犪狉犱犲 ， １９６９ ： １３６－１４０ ）。
２００８ 年，在 犈犱狌犪狉犱狅犞犻犪狀犪犞犪狉 犵 犪狊等人的努力下，根据两人各自的观点和文本重新整合出来
了一个有趣的版本（ 犞犪狉 犵 犪狊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８ ： ７６１－７７７ ），后收录在了 犜犺犲犛狅犮犻犪犾犪 犳 狋犲狉犌犪犫狉犻犲犾
犜犪狉犱犲 ： 犇犲犫犪狋犲狊犪狀犱犃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狊 一书中（ 犆犪狀犱犲犪 ， 犲犱． ， ２０１０ ： ２７－４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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