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5 - 《社会》2017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５

两个进路都有一元论假设，并基于此而形成二元对立和程序的观点。
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经验主义”认识论为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所
分享。彻底的突破源起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梅洛  庞蒂，他们将
“我 思 ”转 化 为 在 日 常 语 言 中 的 “思 ”和 在 世 界 中 行 动 的、肉 身
（ 犲犿犫狅犱犻犲犱 ）主体的立场。这些思想指向一种“调和”认识论，泰勒进而
将这种认识论引入历史深处（ 犜犪 狔 犾狅狉 ， １９９５ ： ２０－３３ ）。
可见，在以本真性进路加入对当代自由主义的讨论之初，泰勒就决
定同时与功利主义和（新）康德式进路对话。这两个进路都是程序或形
式的，泰勒将以实质自由纠正它们的偏颇（ 犜犪 狔 犾狅狉 ， １９８５犫 ： ２３０－２４７ ）。
“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批评功利主义所依托的经验主义，“自由主义政治
与公共领域”则主要与作为理性主义发展者的哈贝马斯对话。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
的灵感来源之一。泰勒（ 犜犪 狔 犾狅狉 ， １９９５ ： ２５７－２８７ ）赞赏《公共领域的结构
转型》，他与哈贝马斯同为将当代市民社会的重心从市场经济转向公共
领域的阐释者，但他认为沟通行动理论窄化了道德视域。泰勒在《自我
的根源》的结尾指出，哈贝马斯吸收了诠释学和米德的思想，以超越阿多
诺主客对立的意识理论。基于这种意识理论，阿多诺认为工具理性和表
达实现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并否认本真性观念对工具理性的制约能
力。哈贝马斯则承认本真性在现代合理性中有一席之地，该领域与道德
实践和工具式认知两个领域并列（ 犜犪 狔 犾狅狉 ， １９８９ ： ５１１－５１２ ）；但哈贝马斯
（ 犎犪犫犲狉犿犪狊 ， １９９１ ： ８－４２ ）认为这个观念达不到普遍认知的标准，因此将它
排斥在实践理性之外。这不仅使他忽视了能动者通过语言来追寻与他
内心共鸣的道德根源，而且在三个领域所指涉的诸世界之间缺乏连贯
性。哈贝马斯将人类置于诸世界之中的观点受惠于韦伯，但是他没能充
分重视韦伯关于诸善冲突的深刻思想。因此，他对主客对立的超越有
限，未能真正消除阿多诺的困扰（ 犜犪 狔 犾狅狉 ， １９８９ ： ５１１－５１２ ）。
（三）一元公共领域
从“调和”认识论的视角出发，“自由主义政治与公共领域”以共同心
灵（ 犮狅犿犿狅狀犿犻狀犱 ）和社会想象来阐释《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理想型。
共同心灵是这个理想型的内在动力，社会想象是它的道德空间。这种内
在动力来自启蒙的普遍主义理念，它使公共舆论摆脱柏拉图“人类意见”
（ 狋犺犲狅 狆 犻狀犻狅狀狅犳犿犪狀犽犻狀犱 ）的偏狭，而具有与柏拉图的理念相似的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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