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9 - 《社会》2017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５

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二分。在这些进路中，比较突出的有泰勒的社群
主义、昆廷·斯金纳的公民共和主义和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其
中，昆廷·斯金纳的第三种自由概念最终趋近罗尔斯，而且主要指消极
自由，因此他的突破有限；而哈贝马斯对两种自由的整合更受中国学者
青睐（应奇，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４ ）。
笔者更认同泰勒自己的澄清，他不接受“社群主义”的标签。社群
主义有多重含义，其中有的泰勒同意，如公民人文主义，以及不能在传
统和历史之外理解人类和定义个人主义；有的他有更精细的观点，如在
一个共和国之内不同文化社群平等共存的重要性；还有的观点他反对，
如重社群而轻个人，进而瓦解自由主义。 ５ 给他贴上这个标签常常意味
着他不加区分地同意所有这些含义，这也是他难以被一些中国学者接
受的原因之一。本文将尝试纠正这个误解，并将他的进路归结为具有
亚里士多德意味的诠释学。理由将在下文详述。相应地，哈贝马斯的
进路可归为新康德式，其范围超过宪法爱国主义，是由哈贝马斯和罗尔
斯共享的，因此哈贝马斯（ ２００２ ）说他们在同一家族。
伯林 １９５８ 年发表那篇著名演讲时，泰勒正在牛津大学做博士论
文，论文的导师是伯林和安斯库姆（ 犈犾犻狕犪犫犲狋犺犃狀狊犮狅犿犫犲 ）。伯林卷入日
常用语分析，安斯库姆则试图复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伯林之重新
发现赫尔德、反思启蒙、提倡多元论，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善有质性区分，
伦理学与民族气质（ 犲狋犺狅狊 ）之间的关系，以及古代共和主义等观点，始

终是泰勒的灵感来源。但在“消极自由有什么错”（ 犜犪 狔 犾狅狉 ， １９８５犫 ： ２１１
－２２９ ）中，泰勒只呼吁重视托克维尔和密尔（《代议制政府》）对古代共
和主义的发掘。将赫尔德和共和主义议题纳入自由主义是十年后“答

非所问”（ 犜犪 狔 犾狅狉 ， １９９５ ： １８１－２０３ ）和“承认的政治”（ 犜犪 狔 犾狅狉 ， １９９５ ： ２２５
－２５６ ）的任务，而“消极自由有什么错”的重点则是在个人层次上批评
消极自由观。泰勒的立场是伯林（ 犅犲狉犾犻狀 ， １９６９ ）所批评的、密尔在《论
自由》中提出的自我实现或本真性观念。 ６ 这里的本真性指一种道德心

５．犃犆狅狀狏犲狉狊犪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犆犺犪狉犾犲狊犜犪 狔 犾狅狉犪狀犱 犠犲犻犿犻狀 犵犜狌 ， 犻狀犞犻犲狀狀犪 ， 犃狌狊狋狉犻犪 ， 犑狌狀犲１１ ，
狋犺
２０１１．犺狋狋 狆 ：／／ 狑狑狑． 狔 狅狌狋狌犫犲．犮狅犿 ／ 狑犪狋犮犺 ？ 狏＝犫３－犣狀犽犆犆０犑犮牔犳犲犪狋狌狉犲＝狉犲犾犪狋犲犱．
６． 在这篇文章中，泰勒多次使用形容词“本真”（ 犪狌狋犺犲狀狋犻犮 ）和副词“本真地”（ 犪狌狋犺犲狀狋犻犮犪犾犾 狔 ），但
是没有使用名词本真性。他称自己的立场是后浪漫主义自我实现。后来他（ 犜犪 狔 犾狅狉 ， １９９２ ）在
《本真性伦理》中指出，（后）浪漫主义的自我实现就是本真性。因此这里将这种自我实现和本
真性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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