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 - 《社会》2017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５

记忆、信仰、语言共同体遗传特征或习性、习俗等众多因素；民族往往具
有某种特殊的激昂之情，“此种情感交织于借着语言、信仰、习俗或命运
共同体而凝聚在一起的人群团体所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组织里（无论
其为固有的或想望的）”，而且，“‘权力’愈被强调，其间的维系就愈是独
特”（韦伯， ２００４犮 ： ３１２－３１３ ）。因此，所谓民族的，是指带有某种基于多
样性、差异性的一种认同的主观愿望或情感，并具有维护其共同性的权
力手段。
但是，在现实政治中，民族的共同性愿望受到现实的多样性、复杂
性的牵制，表现为民族的分布与民族国家的边界不尽一致，语言、共同
情感等都无法成为决定民族的实质因素。例如，当时在德国东部有相
当数量的波兰人，而 在 俄 国 南 部又有 不少 德意 志农民（ 犠犲犫犲狉 ， １９９４ ：
５４ ）；除了德国之外，瑞士、奥地利等由德意志人组成的国家，对于德国
国家而言，其他国家的德意志人的存在，会在国际造成某种基于民族性
基础上的共同文化。但是，无论是语言还是共同情感，都不一定与民族
认同相吻合。例如，“爱尔兰人、瑞士人和说德语的阿尔萨斯人”，并不
觉得自己是其语言所表征的民族的一员，说德语的阿尔萨斯人可能仍
然觉得自己是法语民族的一部分。瑞士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或列支
敦士登人具有共同体感情，但不足以成为一个“民族”（韦伯， ２００４犮 ： ３１１
－３１３ ）。
因此，以整体性、群体性的概念，例如，以民族或民族性来构成国家
立足的基础，在理论概念和经验两方面都成问题，所谓的“民族—国家”
在这个意义上本身就有诸多漏洞。只是韦伯抽空了民族认同的实质内
容，如人种、语言、共同情感等，却没有在其政治学说中建立个体与国家
之间理论关联。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他对德国人的政治素养不满。他的早
期著作指出，无论哪个阶层的德国人在政治上都不成熟。在有关新教
伦理的研究当中，韦伯深感遗憾塑造德国人的心态的不是清教的理念，
而是路德主义的遗产和威权主义的现实（罗特， ２００１ ），因而德国可以见
到忠诚的官吏、雇员、劳动者及家父长制作风的雇主，而不是资本主义
企业家与市民的严格、正直与积极（韦伯， ２００５犫 ： １２８－１３０ ），在他看来，
宗教文化、政治体制等因素造成了德国人在政治上不成熟的状况。因
此，韦伯（ １９９７ ： １０９－１４１ ）尽管对威廉二世的统治有诸多不满，但他并

· １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