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 - 《社会》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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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命的有机循环中解放出来一事”（韦伯， ２００４犱 ： ５４７ ），其中所包含
的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的相对，与李凯尔特在其《文化科学与自然科
学》中的表述是非常一致的，即：
自然产物是自然而然地由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文化
产物是人们播种之后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根据这一点，自然
是那些从自身中成长起来的、“诞生出来的”和任其自生自长的
东西的总和。与自然相对立，文化或者是人们按照预计目的直
接生产出来的，或者是虽然已经是现成的，但至少是由于它所
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保存着的。（李凯尔特， １９９６ ： ２０ ）
韦伯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农业—政治”研究当中涉及的主要是第
三个方面的“文化”概念。具体而言，包含着农业耕作方面积累的技术
和知识，以及有关经济利得的复杂考量，也包括食物、居住、交往等生活
方式，是由特定群体集体共享和客观表现出来的。在整体的人类或人
口（ 犕犲狀狊犮犺犲犿狋狌犿 ／ 犺狌犿犪狀犽犻狀犱 ）（ 犠犲犫犲狉 ， １９９４ ： １５ ）中，不同群体在农业
与技术水平、外在习性等方面各有不同或差等，构成所谓的“文化等
级”。从文化概念的这一客观、具体的角度去看，民族，或者说文化民族
（ 犓狌犾狋狌狉狀犪狋犻狅狀 ／ 犮狌犾狋狌狉犲犱狀犪狋犻狅狀 ）本身可能会具有其典型的发展历程或
文化阶段，也具有某种稳定性（韦伯， ２０１３ ： ２８－３４ ）。
对政治上曾经长期陷于分裂的德意志而言，文化的统一性是国家
统一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韦伯（ 犠犲犫犲狉 ， １９９４ ：
１７ ）指出，所谓民族国家，是其民族力量的世俗组织，波兰的季节工人大
量进入德国境内的事件会被认为是对民族国家边界的冲击，更会带来
民族和文化上的某种威胁。出于对波兰问题的深刻担忧， １８９３ 年，韦
伯加入了泛日耳曼联盟，并在各地发表了有关演说，试图推广其关闭边
界和推进国内屯垦等建议，但是，泛日耳曼联盟内部的保守力量置个体
的经济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始终避开韦伯对波兰问题的建议韦伯
（ 犠犲犫犲狉 ， １９８８ ： ２２５ ）认为自己已经成为“容克之敌”了，遂于 １８９９ 年 ４
月退出该联盟。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国家本身会给予其国民以某种文化的性格，成
为对其国民有约束性和塑造性的力量，被认为是同一民族的人，在不同
的国家和制度环境下，会培育出不同的国民特性。例如，在德国、奥地
利或瑞士，同样说德语和共享文化传统的德意志人就会有不同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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