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社会》2017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５

东部庄园区，这里贫瘠的土壤受到集约生产的现实和世界市场的冲击，
原有的土地所有权关系、抵押债务等构成了农业发展的羁绊，因此，可
以采取土地国有化的思路，即，由国家逐步收购东部土地，转化为国有
财产，然后出租给富裕农场主并提供改良土壤贷款（ 犠犲犫犲狉 ， １９８９犪 ）。
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筑起防止外族人大量涌入的壁垒，即几个由十几个
德国农庄构成的村庄，会自然而然地将附近许多平方英里的土地“日耳
曼化”（ 犌犲狉犿犪狀犻狊犲 ），能够有效抵御斯拉夫人涌入，长期来看也有经济收
益，而不是听任庄园被毁灭（ 犠犲犫犲狉 ， １９９４ ： １３ ）。
施路赫特（ 犛犮犺犾狌犮犺狋犲狉 ， １９８９ ： ３０３－３１１ ）指出，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
世界市场的结构变化迫使东部的普鲁士农业资本家从开放的自由贸易
立场转向保护主义的立场，韦伯对东部模式的批评表明他倾向于一个
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其实，韦伯的立场更为现实，是处于自由贸
易与保护主义之间的某种中间立场：他赞同进入世界市场，走工业化道
路，也赞同对进口谷物征收较温和的关税，以便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国内
农业，但坚决反对给庄园主谷物补贴。
特别的是，韦伯在相关问题上的立足点是国家，具体而言，就是民
族国家。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原则可以跨民族，但涉及民族和
国家的决策就必然要以国家为标准，或者说经济政策最终和决定性的
目标是“民族权力的利益”（ 犠犲犫犲狉 ， １９９４ ： １６ ）。这一点继承了自李斯特
以来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朱绍文， １９９９ ；何蓉， ２００５ ）。
不过，与施穆勒、瓦格纳等上一代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注重通过社会
保障、社会政策等措施逐步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相比，韦伯的关注点走到
了更深层次。他认为，从学科本身来讲，政治经济学家将生产与分配的
技术性问题奉为优先，实际上忽视了科学（ 犠犻狊狊犲狀狊犮犺犪犳狋 ）本身理应关注
人，尤其是人的素质等问题（ 犠犲犫犲狉 ， １９９４ ： １５ ）。如他所说，与其关注当
代的劳工是否有合理的工资、良好的住宿等问题，还不如提出更重要的
问题：这些劳工地位的发展状况如何影响到民族发展的状况，发展趋势
又是怎样（ 犠犲犫犲狉 ， １９８９犪 ）。在这个立场上，韦伯将东部地区当作“民族
前线”，对波兰劳工特别关注就可以理解了。
西普鲁士诸省历史上就是德意志人与斯拉夫人共存的地区，在宗
教上他们分别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韦伯发现，如果将土壤等自然条
件计入，双方的分布对比很显著：在土地肥沃的地方，天主教徒（亦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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