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 - 《社会》2017年第5期

边疆、边界与国家：韦伯的“农业—政治”研究的理论启发

但是，韦伯的政策立场给他从两方面带来消极影响。从政治层面
看，韦伯提议封闭边界，与当权的保守派普鲁士贵族和农业利益集团的
立场相左，这影响到韦伯的政治前程。 １８９７ 年，他一度曾被内政部考
虑担任证券交易立法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即是因为利益集团的反对和
游说而未果（ 犅狅狉犮犺犪狉犱狋 ， ２００２ ）。
更持久的质疑来自社会学界。对韦伯政治立场的批评性态度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就出现了（ 犕犪 狔 犲狉 ， １９４４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盛行一时，
新锐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德国青年一代学者对韦伯持非常强烈的批评
态度（ 犕狅犿犿狊犲狀 ， １９８４ ），认为韦伯涉入政治，其思想中存在民族主义和
沙文主义倾向，具有与其方法论立场不一致的强烈的价值立场，使得他
的政治社 会 学 著 作，甚 至 一 般 社 会 学 著 作 的 声 望 亦 受 影 响 （ 犚狅狋犺 ，
１９６５ ）。
本文认为，用韦伯的社会政策立场来质疑他作为社会学家的声望
本身就存在某种逻辑混乱：一项社会政策与相关的社会理论研究在内
容上可能结合紧密，但在方法论立场上各有其逻辑。以简化的方式来
说，前者是属于“应然”而后者属于“实然”的问题，前者致力于实现特定
的价值目标，后者尽管有一定的价值立场，但以接近社会现实为追求。
韦伯在他后来的著作，如《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社会学
与经济学的诸科学之“价值中立”的意义》等中，集中讨论了方法论的问
题，指出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之间既相互关联，又有根本不同之处。在
１８９５ 年的演讲中有关政治经济学的部分，他实际上提出了比较明确的
立场，即政治经济学在进行说明和分析时是“国际的”（亦即普遍的），而
当就特定国家的问题做出价值判断时，它就必然与特定民族紧密相关
了（ 犠犲犫犲狉 ， １９９４ ： １５ ）。因此，在提出社会政策建议时，韦伯对其一个方
向上的伦理前提与另一个方向上的理论基础有清楚的认知。
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针对韦伯的价值立场的争论忽视了韦伯
著作中所包含的对即将到来的真正风暴的预警：在统一的德国已经发
展为欧洲最强经济实体的情况下，韦伯看到了其体系的失衡之处，发出
了某种“盛世危言”。此后， ２０ 世纪欧洲版图的发展表明，韦伯对德国
东部地区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他在 １８９５ 年的演讲中提及的易北河以
东诸地在一战之后尽皆丧失，德国东部领土被波兰、苏联和捷克斯洛伐
克等国划分，国土面积从 ５４ 万平方公里减少至 １９１９ 年以后的 ４６ 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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