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 - 《社会》2017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５

等农业地区人口在此期间减少了 １．２５％ ，与城市化的潮流相符合，但
各地区的数据走向不尽一致，尤其奇怪的是，在土壤等自然条件最好的
大地产庄园反而出现最大幅度的人口流出（ ７％ — ８％ ）现象，而海拔较
高和耕种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人口自 １８７１ 年以来就保持着持续的增
长。形象地说就是：土壤最肥沃地方的雇工们离开了，而贫瘠土地上的
农民增加了（ 犠犲犫犲狉 ， １９９４ ： ６ ）。
对此，一种解释是社会变迁导致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对
立加剧，导致农业劳动力流向城市。韦伯在其研究中关照到了这一点。
他指出，在东部诸省，原本盛行的是“庄园制”基础上的“领主—依附农”
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虽然是主仆关系，但是，由于分成制、实物报酬
等制度安排，双方存在各种或明或暗的物质和情感的纽带。在现代化
过程中，农业生产进入大地产集约化、机械化、专门化生产和以出口农
产品为目标的阶段，商业原则和货币工资逐渐取代了实物津贴等报酬
形式，相应的，东部地区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其中最基本的
变化在于，在原有的乡村共同体中，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共同利益和相互
依存几近消失。容克地主阶层处于主导性的、唯一的雇主地位，把持着
地方公共经济的利益和地方的行政、司法等权力。再加上工业化和城
市化的强大拉力，农业劳动力被吸引到工作机会更多、更自由的城市中
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了。
不过，这一社会变迁的、阶级关系的视角并不能解释逆势增加的那
部分人口。在此，韦伯（ 犠犲犫犲狉 ， １９９４ ： ５ ）提出一个民族人口的视角，即
东部增加的人口的多属来自波兰的移民，越接近东部边界地区，波兰人
口的密度越增加，这 使 得 东 部 诸 省 已 成 为 “民 族 前 线 地 区”（ 狀犪狋犻狅狀犪犾
犳狉狅狀狋犻犲狉犪狉犲犪 ）。具体来看，波兰劳动力（包括俄罗斯等国的斯拉夫人）
的流入，填补了德国雇农离开庄园留下来的空白。这些季节工人在春
天涌入，在秋天离开，技术上的原因使甜菜的种植季节性地需要大量人
手，更重要的是，雇佣他们的庄园主尝到了甜头：他们可以压低工资，节
约住房、税收等支出，而不必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因为季节工人是背井
离乡的外籍身份，在政治上无权，只能逆来顺受。
在韦伯看来，波兰劳工的涌入在经济上维持了一个依靠土地资源、
收租取息和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的阶级———庄园主，也即实施“家长制”
政治特权的容克阶层，因而产生了一个吊诡的现象，波兰人处于统治链

·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