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 - 《社会》2017年第5期

边疆、边界与国家：韦伯的“农业—政治”研究的理论启发

兰人）主要聚集在庄园里，新教徒（亦即德意志人）更多居住在村庄里；
在土壤肥沃的地区，情形则相反。韦伯认为，这些不同的分布揭示了同
一个现象：土壤越差，波兰人越多；无论某地区的自然条件如何，波兰人
都位于该地区人口中经济水平、社会地位的最低点；波兰人的家庭子女
数量较多，负 担 较 重，使 其 始 终 处 于 低 生 活 水 平 而 无 改 善 的 可 能 性
（ 犠犲犫犲狉 ， １９９４ ： ２－６ ），这一恶性循环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
造成这种局面有历史的因素，比如，历史上的德意志人占据了自然
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具有先占的优势。但韦伯提出了文化的、民族的
解释角度，例如，庄园作为贵族产业，代表普鲁士骑士精神，是“德国人”
或“德国性”（ 犇犲狌狋狊犮犺狌犿 ）的具体体现；西普鲁士的“德国性”代表着较
高的经济文 化 水 平（ 狑犻狉狋狊犮犺犪犳狋犾犻犮犺犲犓狌犾狋狌狉 ）和相 对较高 的 生活标 准。
在此，文化（ 犓狌犾狋狌狉 ）一词不仅包括语言、宗教等因素，还包括技术、生活
方式等内容，具体到农业地区，则包括了耕种技术、农业组织方式等知
识和实践。
从这个角度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口变化趋势意味着这里的文化水
平与生活水准下降了：从农业生产的方式来看，粗放和低水平的耕作方
式取代了精耕细作；农作物的种类变化意味着食物的营养水准降低了，
营养价值较高的肉奶制品让位于营养价值较低的土豆；人们以能够糊
口而非吃好为目标，生活的目标走了下坡路。
更重要的是在人口结构、宗教等方面，德国人和德国文化在东部地
区处于被动的地位，有被同化的危险：一方面，德国人生育子女的人数
相对较少，另一方面，与德国西部新教徒较多的情况相比，东部地区的
德国人更多是天主教信徒，与移入的波兰人具有相同的宗教归属和信
念，在长期的互动中，东部的德国人有可能在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上
反而与波兰人更有亲和性。也就是说，在民族混居地区，形成原本是多
数民族的德意志人反而在局部地区被占主导地位的少数民族同化了的
局面（ 犠犲犫犲狉 ， １９９４ ： ７ ），也 更 加 剧 了 德 国 国 内 自 “文 化 斗 争”以 来 的
分裂。
韦伯使用的两个词———“德国人”（或德国性）和“波兰人”（或波兰
性）———聚合了多方面的含义，指的既是以下因素的集合，又是集合着
这些因素的人或人群：具有种族、族群的限定性，即属于特定族群的个
人及其族群本身；在较抽象的意义上是一个文化概念，其内容既包括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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