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 - 《社会》2017年第5期

边疆、边界与国家：韦伯的“农业—政治”研究的理论启发

统的国家观的整体高于个人的预设：德国传统的国家观，例如有机体的
国家概念往往意味着对共同体和整体的利益的强调，从而使国家凌驾
于人本身之上，个性归于国家，个人由此获得自我满足。在赫尔德的影
响之下，德国的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倾向于认为，人格在国家中，并通
过国家得到最早、最充分的实现（戴森， ２０１５ ： １４５ ）。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民族与国家的等同也有很大问题，特别是在德
国，“相对于英、法这样的‘国家民族’（ 犛狋犪犪狋狊狀犪狋犻狅狀犲狀 ），没有政治统一
传统的德意志是一个‘文化民族’（ 犓狌犾狋狌狉狀犪狋犻狅狀 ）”（拉吉罗， ２００１ ： ２００ ），
文化和民族的认同，要先于国家统一。换言之，德国的统一意味着“‘民
族国家’（ 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狊狋犪犪狋 ）如今已基于语言的统一性而在概念上等同于
‘国家’（ 犛狋犪犪狋 ）”（韦伯， ２００４犮 ： ３０９ ）。
民族的身份或归属与国家的成员资格之间的这种等同，表现在法律
实践上，就是民族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契合。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
之下，政治共同体的成员身份由其居住地域和君主而定，即受君主辖制
的臣民。在法国大革命和 １８０４ 年拿破仑法典等影响下，在 １９ 世纪民族
主义思潮与民族国家的建立的过程中，普鲁士在 １８４２ 年确立以血缘为
原则（ 犑狌狊犛犪狀 犵 狌犻狀犻狊 ）的法令，成为 １８７１ 年德意志帝国宪法、民族法和公民
权法案的基础。此后，德意志其他诸邦的不同公民权实践逐步被统一起
来， １９１３ 年 起 发 布 了 “德 意 志 帝 国 与 国 家 民 族 法 ”（ 犚犲犻犮犺狊狌狀犱
犛狋犪犪狋狊犪狀 犵 犲犺狉犻 犵 犽犲犻狋狊 犵 犲狊犲狋狕犚狌犛狋犃犌 ），确定了德国公民权的血缘原则，直到
１９９９ 年颁布的新法案才将“属地原则”（ 犑狌狊犛狅犾犻 ）纳入（ 犅狊 ， ２０００ ）。因此，
从法律角度来看，近代以来德国公民权与民族密不可分，决定于（父系）
血缘、语言等先赋特征，使其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机制，在面对境内
非德意志人、外来劳工等问题时缺乏政策弹性。
对于德国的上述思想与法律实践，韦伯在其著作中并未直接地评
论，但他强调了民族概念本身是主观建构而来的，并进一步抽空了公认
的民族的某些本质要素。所谓民族概念的主观建构，意味着与其说是
共同的血缘关系创造出来政治的共同体，不如说是相反，即由政治的共
同行动才产生出“血缘共同体”的观念（韦伯， ２００４犮 ： ３０５－３０６ ），因此，
是意愿、记忆等因素创造了共同体。
其次，民族与其说是客观存在的区分，不如说是主观意愿的建构和
情感的依托。民族作为一个具有认同感的集合词，承载了共同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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