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6 - 《社会》2017年第5期

边疆、边界与国家：韦伯的“农业—政治”研究的理论启发

境与技术手段之下，国民在政治生活中享有的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强度
都有所增加，相应的，“国民—国家”观对于现实政治的解释潜力仍有值
得进一步挖掘之处。

四、小结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在商品、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因素流动的背
景下，民族国家的边界不断被跨越，在不同程度上开放边界和促进交流
成为政治正确的主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欧盟的建立代表着某种对
于包容性的寻求，通过成员国之间边界的模糊与弱化来鼓励人员、技
术、资本等的自由流动。但是，边界可以跨越，跨越者身上所蕴含的政
治、经济、文化意义上的特征却仍然存在。近年来，在各政治体中屡屡
出现了一些要求关闭边界的排外声音，显示出开放社会的理想与现实
发展局面之间互有抵牾。因此，回顾韦伯关闭边界之议，与其说是排外
的帝国主义的倾向，不如说是具有孤立主义色彩，它以矫正德国内部的
政治结构为主要目标，试图建立一个真正达成共识，以整体利益和长期
利益为念的国家。对于现代化传播过程中新兴的民族国家而言，源自
西方殖民者的边界划定实践及其观念不仅定义了其地区政治生态，而
且影响了对其自身传统的看待方式。
因此，回到韦伯和他的时代，考察他的实际政治立场和思想基础，
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来考察边界及其跨越的问题，或许会带来新的启
示。从韦伯著作及其时代问题来看，国家的边界既是对内在统一的确
认，也是对外在扩张的约束。本文的思路是：对于自由主义的普遍理念
而言，国家及其边界构成了一个限制条件，这样的国家理论因而具有社
会和国民的维度。基于这一立场，国家边界不仅具有政治和经济的意
义，还具有文化涵义，后者通过各国民众的文化特质，如生产技术、生活
方式、社会联结方式、道德品质等表现出来。或者说，从国家行为的角
度来看，国家的边界标识出一种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的最大化潜能，其
区分是由领土、民族、语言、习俗、文化、情感等确立起来的，民族的利益
就是它的最高价值（何蓉， ２０１１ ），其价值目标是整体的而非局部的，超
越当下利害计较而指向未来的。
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国民—国家理论”或以国民为基础的“国家理
论”。依此理论，国家向国民提供平等的决策权、人身安全与基本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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