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5 - 《社会》2017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５

财产、教育等成为具有权力（和相应义务）的贵族统治者。从财富、才能
的分布状况来看，不平等是天生就存在的，因而，所谓的普选权，只会让
下层人的嫉妒、不满和欲望膨胀，平等不会减少愚蠢，而只会让愚蠢的
人变得傲慢。 ２ 后者的典型是韦伯，他认为要用平等权利的制度安排来
平衡社会中的差异与等级，认为现代国家的制度本身就意味着公民的
平等权利，例如，为全体公民提供安全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平等；
现代官僚体系作为一种平面的统治，也应给予人民以最低限度的共同
决策权。韦伯对比古今的实际情况，认为“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经济领
域的生产者与生产手段的分离，同样出现在军事与政治领域，武器和暴
力强制等权力被集中到国家手中。通过这种权利的让渡，人民当中的
军事和政治资格的不平等已经不复存在，政治权利的平等毋宁是对现
实资源、禀赋、教育等不平等的一种平衡。
国民具有清晰的外部边界划分，指的是在朝向外界的方向上，基于
领土、民族、语言、习俗、文化、情感等划分，国民具有某种排他性与封闭
性。例如，作为国家这一政治体的成员本身，影响到了国民的生活、伦
理、品性等特征，与其他国家的同一族群区别开来。
因此，本文认为，构成国家的要件，除了疆域、政体、法律框架、行政
机构、领袖等之外，还应有国民这一维度。基于国民的“国家理论”认
为，国家不仅要为国民提供基本的安全与物质保障，而且要赋予国民以
平等的基本权利；国民与国家应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国家是国民的
前提，另一方面，国民是国家诸权利义务的共享者；国民是注重个人效
用的理性行动者，国家则是以整体利益和未来效用为念的行动者；对于
政治制度的选择问题，在基本的平等、自由、民主等理念之下，“国民—
国家理论”采取某种现实主义的立场，强调基于国民基本状况和特质而
选择与之相应的制度安排。
在韦伯生活的时代，已经可以看到大众政治的兴起，以及大众传媒
和公共舆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出于某种精英主义的立场，韦伯将
其政治理论的重心放在了能够操纵、引导大众政治情感的领袖身上，并
相信具有责任伦理的领袖人物会引导政治的方向。而在当今的政治环

２． 特赖奇克在回应施穆勒的社会政策议题时抨击了社会民主党人及要求平等的呼声。原文
最初在 １８７４ 年发表于《普鲁士年鉴》，题目为“社会问题与普鲁士国家”。英译可参见： 犺狋狋 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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