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1 - 《社会》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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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７ · ４
缠身之在世生存境况的鲜明例证。有必要指出的是，当在日常会话中
频频说出这样的语句时，现代人流露出的往往是抱怨、无奈或凄苦之
意，而作为历事体验的实践紧迫性体验使现代人深受诸事缠身之苦，症
结就在于现代社会的特殊时代特征及其给作为患上了“食欲过旺症之
事件消费者”的现代人提供的理想食物即“诸事”的性质上。现代社会
以（高）速度逻辑为组织原则，已经在一定意义上预示了现代人必将遭
受诸事缠身之苦的现代性后果。因为诸事的意义与价值往往是在细细
品味和慢慢沉淀中获得的，而现代社会对（高）速度的崇拜已然扼杀了
这种可能性。虽然为越来越多的事奔忙，但被事的洪流裹挟的现代人
却难以在其所经历的诸事中体验到价值与意义，现代社会中日日丛生
的诸事甚至已经沦为存在性意义阙如的不能承受之重，从而也就难免
使被诸事缠身的现代人深受历事体验之苦了。在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
与运作机制中，也同样暗含被诸事缠身的现代人必将遭受存在性意义
阙如的历事体验戕害。
就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来讲，齐美尔（ ２００６ ： １－２ ）早就有言，“现代
人需要不计其数的分工劳作、机器和交通工具，才能把面包弄到餐桌上
来。漫长的目标链将生活变成了一个技术问题……技术亦即构筑文明
生活的各种手段，疯长为一切努力和价值的根本内容，直至现代人在一
切方面都被无数（缺乏终极确定价值的）行动和机构形成的纵横交错网
络包围起来……我们的意识被牢牢地束缚在了那些手段上，而赋予我
们的全部行动和发展以意义和内容的终极目的，却逐渐退出了我们的
心灵视域并最终沉没了”。就运作机制来讲，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
不仅要求以官僚制（科层制）形式组建起来的“法人行动者”在公共活动
中“‘切事化地’处理事务，也就是根据可计算的规则、‘不问对象是谁’
地处理事务”，甚至还要求现代人（自然人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养
成“以即事化的目的为取向的就事论事态度”。这里所谓的“不问对象
是谁”，不仅是官僚（科层）制，也是“市场”和“所有追求赤裸裸的经济利
益行动的格言”，而所谓的“可计算性”则要求“在无爱亦无恨原则支配
下”“非人性化”地从事务处理乃至日常生活交往中“排除爱、憎等一切
纯粹个人的情感因素，以及无法计算的、非理性的情感因素”（韦伯，
２００４ ： ４６－４７ 、 １３３ ）。
如果说拉长了“愿望—手段—目的”三段式目标链的现代社会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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