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4 - 《社会》2017年第4期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学术和反思与中国文化联系了起来，揭开了其晚年“文化自觉”论的序
幕。
实际上，在世变方激的 １９８９ 年，费先生就已经开始思考宏观的文
化问题，指出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一个“经济上趋平、文化上趋同”的世
纪。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交流机会增多，但是交流的增加
可能也会意味着冲突和对抗的增加，而冲突和对抗增加的根源，可能是
源于人们各自文化的隔阂（费孝通， １９８９犱 ： ２５１－２６１ ）。所以说，此前时
代的主题是人与自然如何相处，而此后的主题则转向人与人如何相处，
这就是费先生在《孔林片思》一文中提出的由“生态”转向“心态”的问题
意识的来源（费孝通， １９９２ ： ３９ ）。在新的世纪，人类的冲突仍然是以物
质利益争夺为核心的冲突，所以费先生说这将是一个“危险的世纪”，是
一个新的“战国时代”（费孝通， １９９８犱 ： ３００ ）。这里的悖论在于，冲突的
危险恰恰来自于一个人们在物质上越来越互相依存的世界。这个世界
需要有心态的协调或者说是“道义秩序”的建立：
我认为 人 的 社 会 有 三 层 秩 序，第 一 层 是 经 济 的 秩 序
（ 犲犮狅狀狅犿犻犮狅狉犱犲狉 ），第 二 层 是 政 治 上 的 共 同 契 约 （ 犮狅犿犿狅狀
犮狅狀狋狉犪犮狋 ），有共 同 遵 守 的 法 律，第 三 层 是 大 众 认 同 的 意 识。
……这第三个秩序，即道义的秩序，是要形成这样一种局面：
人同人相处，能彼此安心、安全、遂生、乐业，大家对自己的一
生感到满意，对于别人也能乐于相处。我们必须要造就这样
一个天下。……（费孝通， １９９３犮 ： ２４３ ）
费先生的这种看法，是基于他所传承的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人类
的文化生于自然，服务于自然和人的需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类可
以通过内省和自觉的方法，通过认识自己的文化而认识异己的文化，通
过自知以知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先有对自己文化的认识，这是
费先生对马氏文化论的发展，简单地说，就是对自己文化的“自知之
明”，即文化自觉（费孝通， １９９７犪 ： １ ）。
文化自觉是费先生晚年“第二次学术生命”学习和思考的总成果，
像百川汇海一样，其中既包含着对农村发展、民族关系等现实问题的思
考，也包含着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文化关系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
还受到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历史责任感的驱使。费先生明确指出，文
化自觉的意义在于反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将东、西方关系看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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