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9 - 《社会》2017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２

先生借助中国传统的社会思想去理解过去的种种经验，犹如点亮了一
盏灯，照彻了以往的研究历程和未来可能的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向。这
盏灯并非只是费先生自身经验反思的结果，而是中华文明在“复杂的社
会结构中上通下达、一贯到底”、“气脉相通”的那种精神气质所孕育出
的结果。

四、文化自觉：精神世界中的“差序格局”

费先生“在清朝末年出生，在小城镇里长大，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中
循级而进，‘正途出身’，在国内和国外大学里学过所谓社会学和社会人
类学，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学里当了教授”，此后“经过了一段坎坷不平的
遭遇”（费孝通， １９８４犫 ： ２６３ ），在重新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时，已年届
古稀。此后的二十多年，先生自嘲“笑我此生真短促，白发垂年犹栖栖”
（费孝通， １９８４犺 ： ５４５ ）。所栖栖者，一方面在于他撰写了“少数民族边疆
开发研究”以及“志在富民”这“两篇文章”，另一方面，他对自己的一生
也不断地进行反思，而恰恰是基于对自己生命历程的反思，扩展到对中
国文化的反思，谱写出了另一篇关于“文化自觉”的“大文章”。
费先生把反思也叫做“自觉”，就是他所说的从“由之”的状态到“知
之”的境界。追寻费先生晚年的精神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他本人的“自
觉”与“文化自觉”呈现出清晰的关系：
学术反思是个人要求了解自己的思想，文化自觉是要了
解孕育自己思想的文化。因为要取得文化自觉到进行文化对
话，以达到文化交流，大概不得不从学者本人的学术反思开
始。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我认为是一脉相通的。（费孝通，
１９９８犪 ： ２５１ ）
费先生的反思始自 １９８７ 年与美国人类学教授巴博德的一次长谈。
当被问及“反右”和“文革”中的经历时，费先生除了表示自己当时思想
处于混乱状态外，还指出这段经历使自己“逐渐了解真正的人”，因为人
们谈话、甚至用行动表达的观点都不一定是真正的观点，自己也学会了
看清一些人的“真正的面目”。这些切身经历对自己思想的影响一直到
１９９３ 年才比较清楚：
（文革期间）我觉得仿佛是置身于一个目的在有如显示社
会本质和力量的实验室里，……这个试验证明了那个超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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